明末清初 黄花梨嵌瘿木大药箱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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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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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0年秋季拍卖会
年代 : 明末清初
尺寸 : 57.8×36.7×51 cm (22 3/4×14 1/2×20 1/8 in)
: 药箱尺寸较大，前插门式，门框以格角榫攒边平镶瘿木独板，并嵌细致的黄杨木条间隔，细节用心，瘿木瑰美璀璨，其余材质为黄花梨，纹理清晰流畅。框顶装长方形面叶及扣锁，皆铜制，与黄花梨温润的色调形成对比。箱顶安提梁，方便搬移。
门内别有洞天，共设抽屉十九具，大小、宽窄、高低不一，适宜储存多种物品，使用功能多样。抽屉脸的黄花梨纹理十分美观，选材考究，嵌铃铎形吊牌。中央位置的双开门为佛龛，可陈设药师佛，巧妙新颖，并不多见。
参阅：古斯塔夫·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图版107，1944年，第135页。
物随诚感通——黄花梨药箱刍议
明式家具中，有不少奇巧可爱的小型箱具，药箱便是之一。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在其著作《明式家具研究》中对药箱有所涉笔，不过着墨不多。
王世襄先生言及，“明式家具中有一种箱具大于官皮箱，无顶盖及平屉，无处可支架铜镜，抽屉则较多。正面两开门或插门，适宜分屉贮放多种物品。”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药箱的特点。
《明式家具研究》皇皇巨著，涉猎家具殷广，亦分主次，故对药箱一笔带过。此文，便尝试对药箱做些延伸探讨。
药箱之例
“药箱”之名，始见于明万历本《鲁班经匠家镜》（以下简称《鲁班经》）。“二尺高，一尺七寸大，深九寸（寸字妄补），中分三（八）层，内下抽相（箱）只做二寸高。内中方圆交佐（做）己（几）孔，如田字格样，好下药，此是杉木板片合进，切忌杂木。”《鲁班经》的流传已有五六百年，此书有多个版本传世，其中家具部分的内容以明万历本最为完整。不过，此本在翻刻间也不免文字讹误。王世襄先生曾对《鲁班经匠家镜》中的家具条款进行释义，纠正了不少，此处的药箱词条，便有几处：
‘三’疑为‘八’之误。如依原文‘分三层’下抽箱又‘只做二寸高’，则上两层将各高八九寸，与一般药箱、箱柜抽屉多等高或相差有限的造法不合，贮放或抓取药物均不方便。今姑按抽箱一律高二寸计算，二尺高的空间，连同分层屉板可容抽屉八层。以上假定是否可以成立，尚待进一步研究。
“相”当作“箱”。
“佐”为“做”之误。
“己”为“几”之误。
药箱形制不一，有的设矮腿足，像小型的方角柜；有的则在箱体上方装提手，如提盒。不过药箱也有其定式，即正面两开门或插门，必设抽箱，抽箱数具至十数具不等。简者，将抽箱等分为一般大小；繁者，抽屉大小不一却排布井然，有的甚至还藏有暗屉；也有的会在最底层置承盘，放戥子（称重的天秤）等称量器。
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所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收录了一件精美的黄花梨制药箱。其双开门，抽屉架露明部分一律打洼。抽屉六层，几乎每层排列都有变化，尤以中辟壸门小龛，另安小轴木门，使人有别有洞天之感。还值得注意的是，此药箱最上层左右两只抽箱后增设了暗屉。暗屉隐秘，用于收贮贵重物品，如珍贵的药丸丹砂等。
《图考》著录的药箱是两开门式，插门式的例子可见这只药箱。药箱黄花梨制，箱体上装有造型优美的提梁，方便携带。正面攒框装板，板心瘿木制，瑰丽多姿，边框与板心间嵌入铜活装饰，更显精致考究。打开插门，可见抽箱19具，外加一个安有木门的小龛——抽箱以小龛中轴线对称分布。抽箱和小龛上均装铜制吊牌，便于抽箱和小龛开启。整器古雅精严，气度不凡。
《图考》中的药箱，小龛的壸门开门即见，此例，小龛虽也有壸门装饰，却设在内部，将内部空间一分为二，后方可用于供佛，前方可载供养具，较为特殊。此外，其抽屉不设格子，均为完整、独立、密闭的空间。
药箱之考
古斯塔夫·艾克在《图考》中收录的小型箱具，未假药箱之名，而以“药橱”论之，个中差别，存乎箱与橱之间。现在一般认为，“开盖为箱，拉门为橱”。
橱类家具是在宋代成形的。南宋佚名《蚕织图》和刘松年《唐五学士图》上均有橱的形象。画中，橱皆置于桌案上，且都为盝顶式。只不过，《蚕织图》中的橱是存放织物用的，而《唐五学士图》中的橱则用来收纳书册字画。这两幅画作中橱的形象，与后来明式家具中的柜、箱等家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对小型箱具的衍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药箱同为小型箱具的官皮箱在形制上可视为箱与橱的直接结合体。官皮箱的的基本形式是，有顶盖，盖下有平屉，两扇对开门，上缘留口子，顶盖关好后，扣住子口，两门便不能打开。门后一般设抽屉三层，如为五具，由上而下为二、二、一排列，如为六具，为三、二、一排列。
传世的官皮箱顶盖虽然平顶居多，但并非没有盝顶式。盝顶式的官皮箱，造型仿佛脱胎于《蚕织图》和《唐五学士图》中的橱一般。药箱与官皮箱构造上颇多相似，艾克将书中著录的官皮箱和药箱均以“药橱”称之，从其演变看并非没有依据。
不过药箱与药橱，严格论，尺寸却殊异。《鲁班经》中记有药橱：“高五尺，大一尺七寸，长六尺，中分两眼。每层五寸，分作七层。每层抽箱两个。门共四片，每边两片。脚方圆一寸五分大。门框一寸六分大，一寸一分厚。抽相（箱）板四分厚。”按明嘉靖尺计，药橱高160cm，长192cm，且门设四片，明显属于大型家具了。
虽然官皮箱与药箱构造相近，用途上却有区别。官皮箱之名，其“官”字容易让人想到和官府文书有关，但官皮箱传世实物甚多，说明是人家常备之物，不像是衙署的专门用具，加上花纹题材，每用吉祥图案及鸾凤花鸟等，更像是闺房中所有。因此官皮箱实即妆奁或镜箱。
江苏武进村前公社南宋墓中发现的镜箱，顶上有盖，盖下有平屉，安活轴镜架，可支起或放平，说明平屉是为存放并支架铜镜而设的。平屉下有抽屉两具，已具备明式官皮箱的形制，只是抽屉前没有安门而已。
药箱的首要用途，是贮放珍贵的药材或药丸。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一种名为“百眼橱”的家具。“譬如生药铺中，有所谓‘百眼橱’者。此非取法于物，乃朝廷设官之遗制，所谓五府六部群僚百执事，各有所居之地与所掌之薄书钱谷是也。医者若无此橱，药石之名盈千累百，用一物寻一物，则卢医、扁鹊无暇疗病，止能为刻舟求剑之人矣。此橱不但宜于医者，凡大家富室，皆当则而效之，至学士文人，更宜取法。能以一层分作数层，一格画为数格，是省取物之劳，以备作文著书之用。”从描述看，百眼橱即为生药铺中所用的大型药柜。这种药柜由于上下左右共七排斗（不包括底层的四格抽屉），又名“七星斗橱”。七星斗橱体量拓大，是专为贮存生药而制，因而使用场景受限。不过，古代也不乏供“大家富室”使用的家用药柜。
《明式家具研究》中著录一件方角药柜。此柜黑漆描金，绘龙纹及花卉，有“大明万历年制”款。两开门，有闩杆。高100cm，深56.8cm，宽279.1cm。药柜需要有大量抽屉，为此，制者加大了其深度和宽度，但高度未见增加，这是考虑到便于取药的缘故。设计者利用柜膛造成多个抽屉，柜门内两侧各有长抽屉10个，中部植转轴，安装抽屉80个，这样共有抽屉103个。抽屉再分格的话，便可存放几百种药品了。如此精工细作、煞费周章，且描绘龙纹的药柜，显然非生药铺所用，极可能是明万历宫廷之物。
李渔对百眼橱推崇备至，他认为这种家具无论大家富室还是学士文人，兼可适用。李渔的这一观点，将药橱（药箱）的功能拓展到了文房领域。小型药箱，设计原理与大型药柜相通，对文人来说，它多层多格，且方便携带，是收纳文房爱物的极佳用具。从这点来说，药箱也具备函匣的功能。如做此之用，便称文具箱。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乾隆御用的旅行文具箱。该箱紫檀木制，长74cm、高14cm、宽29cm，箱盖装有铜镀金的暗锁。拉开箱盖，可支成书案，案腿收纳在箱槽内，以活动的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箱内还设有两个同等大小的屉盒，屉盒被分隔成大小不同的格子，共可放置64件文具和器玩，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每一件器物都有固定的位置，格子按其形状大小特制，严丝合缝。此外，箱内还有双陆棋盒一个，内有棋子、棋盘。考虑到照明需要，箱内还配备了小蜡盏，蜡台上用支架固定铜镀金画珐琅西洋风景图立罩。此箱将储物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非一般文具箱可以比拟了。
这种箱具，也符合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及的“备具匣”的特点。高濂曾自制备具匣，供出游时携带。“余制以轻木为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阔八寸，长一尺四寸。中作一替，上浅下深，置小梳匣一，茶盏四，骰盆一，香炉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箸瓶一。上替内小砚一，墨一，笔二，小水柱子一，水洗一，图书小匣一，骨牌匣一，骰子枚马盒一，香炭饼盒一，途利文具匣一，内藏裁刀、锥子、……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关锁以启闭，携之山游，似亦甚备。”高氏自制的具备匣，尺寸规格虽与药箱有异，但功能上与具备函匣功能的药箱有共鸣之处。
明人徐霞客在《游楚日记》中也曾记载过类似的箱具。究其根本，这些小型箱具代表了文人一种质真素朴的生活态度。藉由这些精美的造物，滋养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的闲适心境。
龛与礼佛
上文提到的两个药箱实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均设小龛。所谓龛，原指掘凿岩崖安置佛像的石窟。据佛教经典《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七记载：“底沙佛至山上，入吠琉璃龛，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入火界定。”龛在《观佛三昧海经》卷四中也有记载，一一之须弥山有龛室无量。可见佛龛最初都是在山体岩崖上开凿，中国的莫高窟、云冈和龙门等石窟，莫不如是。
不过，随着佛教不断传播，佛龛不再局限于此一种形态。尤其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备受统治阶级推崇，呈鼎兴之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上而下渗透到各个阶层之中，以石或木制作的小型佛龛大量涌现。用以供奉小型佛像并设有门扉的橱形佛龛，便是较常见的一种。
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中置几，上奉乌斯藏佛一，或倭漆龛，或花梨木龛居之”。这段描述是指向书斋陈设的，可见将佛龛置于书斋是当时文人的一大好尚。
明清两代的大宅院中，一般还建有佛堂。文震亨著《长物志》单独述及“佛堂”：“筑基高五尺余，列级而上，前为小轩及左右俱设欢门，后通三楹供佛。庭中以石子砌地，列幡幢之属。另建一门，后为小室，可置卧榻。”供佛讲究器用精致，且洁净庄严。此处提到的“幡幢”是一种极具仪式感的供佛饰物，能烘托堂内的肃庄氛围，多悬挂于寺庙，家庭佛堂较少见。可见文震亨和佛之虔诚。事实上，文氏家族世代信佛，文震亨的曾祖父文征明还有抄写佛经的习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征明书金刚经仇英画佛轴》便是其佼佼之作。此作品书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堪称书法精品。
更有一些世家望族，非止佛堂，还建修家庙，如《红楼梦》中大观园里的栊翠庵。栊翠庵虽然只是一所小庵堂，山门、东禅堂、耳房等建筑却一应俱全。庵中景致幽胜，尤其是里面的红梅，傲雪绽放，美不胜收。
药箱中的小龛，相比佛堂和家庙，显得更为特殊和幽秘。按照王世襄先生对其的解读，“这里是陈置乌斯藏（即西藏密宗）鎏金佛像的绝好地方”。其根据是文震亨《长物志》卷十<佛室>条：“内供乌斯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为上。”鏒金是一种将金泥附着于器物表面的饰金工艺。清人谷应泰《博物要览》卷一载：“鏒金以金铄为泥，数四涂抹，火炙成赤。”
药箱既然与药有关，那么小龛内最适合供奉的佛宝应是药师佛。但文震亨又说：“若香像唐像及三尊并列、接引诸天等像，号曰‘一堂’，并朱红小木等橱，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文震亨所说的“三尊并列”，乃是供奉佛像的一种形式。大乘佛教认为，每位如来皆有大量菩萨胁侍，以便度化众生，所以造像时会一并成造两位胁侍菩萨作代表，其中，药师佛的胁侍菩萨是日耀菩萨和月净菩萨，合称“药师三尊”，又名“东方三圣”。文震亨认为这种供奉仪轨，适合僧寮并不适合居士。不过，若不取此法，单独供奉药师佛的话，似乎无悖谬。
药师佛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依唐代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又作七佛药师。《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记载，药师佛的第六大愿是“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诸根完具，无诸疾苦”。在装药的箱具中供奉药师佛以期祛病延年，这种心理诉求下，带龛药箱单独供奉药师佛也不无可能。
药与觉解
用于贮药的药箱，选材方面亦有讲究。《鲁班经》中特别强调：制作药箱宜杉木而忌杂木。盖因杉木性温无毒——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杉”条：“杉材，辛、微温、无毒”。杂木恐与药物违碍，故切忌。而黄花梨“辛、温、无毒”，固然也是制作药箱的良材，且比之杉木，无疑是更珍罕、更高级的材料。
此外，古代医典中，黄花梨还以降真香之名入药，有行气止痛、散瘀止血等功效。《海药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均有相关记载。甚至，《本草纲目》“降真香”条还称：“拌和诸香，烧烟直上，感引鹤降。醮星辰，烧此香为第一，度箓功力极验”。“感引鹤降”，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说法，焚降真香当然不会真的感引鹤降，但这并不妨碍古人在黄花梨上获得“觉解”的生趣。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试着为黄花梨带龛药箱做个总结了：黄花梨带龛药箱，关乎器，关乎佛，也关乎药。但这并非其全部。细品其况味，它超乎物外的一面，还让人不禁联系起性灵的舒展与精神的觉解。
参考文献：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古斯塔夫·艾克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地震出版社，1991年10月中译本第1版
明·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李峰注解，《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8月第1版
明·高濂著《遵生八笺》，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12月第1版
明·文震亨著《长物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16年1月第1版
周默著《黄花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17年6月北京第1版
拍卖场次 : 清隽明朗-明清古典家具精品
拍卖时间 : 2020-12-04 20:30:00
拍卖地点 : 嘉德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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