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泰素”（万壑松声）仲尼式古琴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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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8,000,000-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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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0年秋季拍卖会
年代 : 宋
尺寸 : 通长：122.6cm. (48 1/4 in.) 肩宽：21cm. (8 1/4 in.) 尾宽：13.6cm. (5 3/8 in.)
: 来源：沈秉成旧藏；
重要私人珍藏。
参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吴钊主编，《中国古琴珍萃》,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第24、82页。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吴钊主编《中国古琴珍萃》（复合媒体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郑珉中著，《蠡测偶录集:古琴研究及其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25-227页。
王志强、辛立华，《九霄环佩声琅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九霄环佩”琴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11-15 期刊。
宋廷御制『泰素』（万壑松声）仲尼琴
（一）形制与工艺
此琴仲尼式，琴肩部及腰部不同于常见仲尼式古琴的尺寸，为历代琴器中非常特殊的一例。岳山、承露、龙龈、冠角皆原装紫檀制。琴体轮廓线条硬朗挺拔、收放自如。项部与腰部的棱角周围并未做减薄处理，琴体侧面的厚度都是原始的实际厚度，虽然略微显厚，但并不笨重，保持了周身线条的连贯统一，并且极具个性特征，隽永飘逸又不失端庄与威严，这大概是宋代官斫琴其中一个特征。琴背篆书镌铭“泰素”，下方印文“松风雅操”，凤沼上方再以隶书镌铭：“品物未分， 沕穆元邃万籁中藏，略窥妙谛，声杜器先，与義皇契。庶陶跋。”印文：“庶、陶。”
此琴髹漆工艺与中国嘉德2019春溥雪斋旧藏“鹤林松峻”铭伏羲琴以及“松石间意”琴非常相似，同样是薄而均匀的灰胎，同样素髹无饰。能看到多层漆面，底层漆面为朱漆，后髹栗色大漆，朱漆透出，整体呈现栗棕色。
琴器在斫髹过程中，挖斫槽腹后粘合琴面与琴底，装配岳尾等构件，在此基础上施漆灰并髹漆，灰漆的厚度是否均匀、木胎槽腹结构是否合理，决定了琴音色是否均匀。因此，高水平的斫琴师在斫木时便将琴体的造型制作的非常精准，后续的灰漆工艺按照设定的配比和流程，均匀地附着在木胎上，不需要层层叠加，用灰漆去调整、重塑琴面弧度或者是轮廓线条。
此琴局部露木胎的部位来看，其绝大多数灰胎只有半毫米厚度，足见此琴斫髹技艺的高超。从侧面观察漆面，琴体表面呈现蛇腹断、流水断、牛毛断、冰片断熠熠生辉，其间零星出现几处圆形断纹，周围团簇花瓣形的小断纹，是极为少见的“梅花断”。
琴底板断纹色彩明显偏暖，断纹裂隙处呈暗红色，漆面局部能看到在这层暖色漆下面还有一层朱漆，从两层漆的老化状态和肌理情况分析，底层漆应当是琴器原始的漆面，表层漆是后期的保护修复行为，这次修复对琴体进行了通体罩髹，从髹漆工艺来看，这层罩漆很均匀，表层断纹也已经严重风化，同底层的朱漆断纹形态完全吻合，非普通工匠所为。
琴底长方形龙池、凤沼都以硬木贴格，沼口的贴片较为老旧，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制琴时在池沼贴硬木片的目的是保护琴体底板木胎，不弹奏的时候将凤沼口挂在竹钉上，贴片就能避免钉子伤及琴底板。这种贴片的方法常常在比较重要的琴器上使用，是工艺考究的表现。
池沼内纳音微隆，目的是为了留住槽腹内的声波，以达到回旋萦绕的听觉效果；从纳音的肌理和色彩来看，琴体面板是一块年代久远的梧桐木，与之相匹配的底板推测应当是梓木，这种面桐底梓的组合关系是几千年来先贤们总结出的经典配比，时至今日，经过科研测试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张仲尼式古琴的音色纯净而古朴，音量不大却极具穿透力，经过一段弹奏后音色必将更加完美。
（二）镌铭与传承
镌铭风格呈现出明显的明末清初金石风尚。琴铭篆书“泰素”，见《广金石韵府》（《广金石韵府》为明代林尚葵等辑补《金石韵府》之作。）又作“太素”，古代指谓最原始的物质，又引申为天地。《文选·曹植<王仲宣诔>》:“儻独有灵，游魂泰素。”吕向注:“泰素，天也。”《文选·嵇康<琴赋>》:“含显媚以送终，飘餘响乎泰素。”李注引《列子》：“太素者，质之始也。”《文选·江淹·杂体诗·张廷尉》：“太素既已分，吹万著形兆。”
“庶”、“陶”之印当是杜熙揆，明末清初苏州府吴江人，字子亮，号端丞，一作端臣，别号庶陶居士。杜伟孙。明诸生。善词。明亡弃诸生，隐居溪躬耕，卒年八十。杜伟，《明外史·儒林杜伟传》有记载，字道升，嘉靖三十一年举人。讲濂洛之学，以主静为宗，动止皆有法度。江西罗洪先聘为子弟师。常与洪先静坐石莲洞，学业益进。万历二十年谒选南阳府推官，听断平允，迁工部主事，榷税荆州，不私一钱。年七十一卒，学者称静台先生。所著有《正学编》、《静坐诀》、《学聚顺性二录》、《四书》、《尚书笔记》等。
此“泰素”琴经藏家珍藏多年，与经吴大瀓等多位名家题跋落款的元代朱致远琴同为耦园主人沈秉成“无俗韵轩”旧藏。沈秉成（1823-1895），原名秉辉，字仲复，号耦园，又号听蕉，室名鲽研庐、听橹楼，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编修，迁侍讲，充武英殿总纂，文渊阁校理等，升苏淞太道，河南、四川按察使、广西、安徽巡抚、任两江总督等要职。同治间出为苏松太兵备道时，曾为上海豫园“点春堂”书写堂匾。在皖时，曾创办经古书院。工诗文书法，精鉴赏，收藏金石鼎彝、法书名画美富一时，时与潘祖荫、李鸿裔、吴云、郑文焯等过从。其藏书楼“鲽砚庐”在苏州，保存完好，著有《蚕桑辑要》。
（三）红外拍摄与新发现
仔细观察，此琴漆层老化明显，局部露出底层镌刻痕迹，经中国艺术研究院董建国先生红外摄影发现：龙池上方见行书“万□松声”，笔力苍劲，体势飞动，当是“万壑松声”四字无疑。
另外，龙池下方见极为规整的外圆内方篆书印“中和之气”。此印见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唐琴“九霄环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宋琴“鸣凤”。
琴腹内有墨书字迹，惜漫漶不可识。透过漆层可见琴面原为朱漆，琴名“万壑松声”及“中和之气”印文内皆有贴金，足见此琴不凡规制。
参阅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唐琴“九霄环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宋琴“鸣凤”以及北宋官琴标准器“虞廷清韵”，此琴宫廷气息浓郁，当为内府御制，为研究宋代官制古琴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南宋官琴“万壑松声”
明清之际改斲“泰素”仲尼式琴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风
一
近得睹一床异琴，一器之中层累不同时代信息，堪谓得未曾有。就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洵属极为复杂，而又相当重要。以其罕有，与不可替代的论述价值，兹试为剥笋抽茧，或可补前贤之未及见。
本器仲尼式。初见照片，只得轮廓，却颇觉异样。全器器型清雅通脱，似乎近于明琴之佳制。而两翼开展，其宏阔文秀，隐约间又透露宋琴气息。不过琴腰深而短，则与宋明斫制体例异路，又是某些清琴的手法了。就鉴定而言，一器之中，宋、明、清时代特征交互闪现，不免令人恍惚不定。
及见实物，深感棘手。琴通长122.5厘米，肩宽21厘米，额宽18.5厘米，尾宽13.5厘米，均符常例。就比例而言，肩宽稍过之，是有阔大之象。而腰较普通长度短2厘米左右，且内收极大。宋明仲尼式琴通常内收0.5厘米左右，而此琴竟达1.5厘米。
如果暂时忽略琴腰问题，则全器可见出明显的宋琴气氛。琴面弧度扁平，尤其腰部以下，极为显著。尾部两边冠角与龙龈，较明琴齐平，也是宋琴的斫法。全器颇显厚重，属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云，南宋“厚而古”一类的琴器。
翻转琴背，长方龙池、凤沼并无特异之处。以手指内探琴腹，则能触及池、沼中部较他处粗糙，乃是补漆所致。由此可知池、沼曾经改斫，原为圆形。本器拍摄有红外照片，尤其龙池部位，显示极为明显。
由池、沼改斫的事实，乃恍然于此琴的形制应该经过全面改动，才会出现深腰的异常状况。南宋所斫原器，其实并非仲尼式，而是后人改动为现在的样子。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名器如故宫藏晚唐“飞泉”，原应为圆形池、沼，后世先凿成方形再补木，并整体改为长方。“飞泉”两侧原刻琴铭靠边，正由圆龙池占了较宽位置所致。此从X光透视与CT断面扫描图片上可以观察到。其外观已不容易分辨，可推断应是明以前所为。
更大幅度改斲的高古琴器，有天津高仲均藏晚唐“老龙吟”仲尼式琴。此琴郑珉中先生1987年得见，断为晚唐琴的同时，指出该琴曾经后世改动，以致两足过于靠边而外露。此琴原来是何琴式，郑先生经多方推断，认为是凤势式。（《漫谈〈中国古琴珍萃〉中的唐琴》“三”）可补充的是，其琴腰两端不作折角，乃是此处随了凤势式不作改动。
唐以后各时代都有这样的情况。较晚的例子，如乾隆时的唐凯。唐凯和乾隆有直接交往，并相当程度影响了乾隆对琴乐的看法，此见于御制诗。此公每收朽烂琴器，以己意改斫各种样式。所知存世者近十床。最重要当属“猿啸青萝”，斯乃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晚年常御器，管先生剖腹重修时见到晋款。由此二者，故郑先生称曰“弥足珍贵”。（《记弥足珍贵的唐凯藏琴》）而笔者所亲历，系郑珉中先生曾赠一杨时百监制器予当代斫琴师田双琨先生，以答谢其提供琴料。田先生修复并改斫为仲尼式赠还。
具体到目前这床琴器，判断其原系何种琴式，与郑先生推断“老龙吟”相似，也是高难度的工作。存世琴谱中可见琴式图像五十馀种，因历代翻刻，走形者不少。存世器琴式约二十馀种，与琴式图相合者十五种左右。此琴原来的琴式应不超此范围。
可能被改造为此琴目前样态仲尼式的琴式不少，伏羲式、递钟式、凤嗉式、凤势式，甚至连珠式、霹雳式，都有可能。此数式，腰均作单弧或双弧形，要将腰部改为仲尼式的平腰，因弧形底部较深，铲平的结果，就是现在所见的奇怪的深腰。
但此琴原来琴式的腰部应该是单弧形。之所以这样推断，在于此器双足间距较狭，而足的位置并未经过移动。双弧形腰，琴足安在两弧间向外隆起处，因而间距较宽。而单弧形的，作半圆，比双弧形深，足则安在弧底内侧，则间距颇窄。
观察此器足部的红外照片，可以观察到，尽管改动的腰部已内收很深，但仍未达到原来弧形腰的底部，因此足的外侧均补漆填平。这可确凿证明原琴式的腰是单弧形，那应该是递钟式或凤嗉式了。不过递钟式的代表性琴器，如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南宋“雪夜冰”琴，池、沼作长方形。而标准的凤嗉式均是圆形池、沼，则此器改斫前的琴式应是凤嗉式，代表器物为湖南省博物馆藏晚唐标准器“独幽”琴。
要将凤嗉式改为仲尼式，琴腰之外，琴头与琴项还得做较大改动。凤嗉式琴头微圆，需改方头。而琴项，凤嗉式作弧形两弯，上长下短，尖出处即所谓“嗉”，亦须去平。观察此器，琴项两侧所补灰胎未经细致打磨，尚留痕迹。而琴头部位断纹稀少，也可见出当时此部位有较大的人为干涉。
此琴鹿角灰胎。琴面发蛇腹断间牛毛断，后半部小蛇腹断尤其整齐。琴背则冰纹断、牛毛断、流水断杂出。腰部侧面，断纹已贯通，看不出改斫痕迹。琴器修治，比如剖腹，年代久远斧迹消失，事属常见。参照此器背部，其后刻铭文处断纹，亦与周围联通，所以并不奇怪。
二
由实物和红外照片，可见出琴背部有两层铭刻。实物所见是改斫后，将原铭刻填平并重新髹漆，所施以的新铭。而有三二处漆剥落露金，以此可知改斫前的铭刻曾经填金。另外改斫时髹的是黑漆，但目视并不纯黑，似乎黑漆底下，本来是栗壳色漆。
通过红外摄影，被填埋的字迹得以显现，这提供了考察宋代原器情况的进一步线索。原铭有两处。龙池上刻草书琴名“万壑松声”，其中“万”“松”极为清晰，“声”尚可辨认。而“壑”字不存，显然改斫前此处受到磕碰或撞击而伤损灰胎。唯从琴器起名习惯，并此字最后一笔横画，并牵丝到“松”的第一笔，可以确定。
池下刻外圆内方印，作双钩小篆“中和之气”四字。其中“和”已难看清，但确系此字无疑。大印外圆的上方，改斫长方龙池时被削去一半，好在印的整体结构并未伤及。通过全琴的红外照片可以看到，圆龙池与上方琴名、下方大印，相对位置和谐妥当，因此可以相信此为南宋斫琴时的原刻。
琴名“万壑松声”，纯粹二王笔法和意趣。羲之、献之父子，丰神盖世，百代楷法，其书风影响至巨。也正由于此，分别法脉二王一路风格的时代特征比较困难。不过似乎可以赵孟頫为分界。赵之书体取径二王，而形成独特个性，为后世法。明以后追随二王者，很难不沾染赵之痕迹。观此琴名，字体开张，看不到赵孟頫的森严法度。可以大致相信出于孟頫之前的宋人之手。
至于“中和之气”双钩小篆大印，则是值得认真考究的问题。这方印也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九霄环佩”琴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藏“鸣凤”琴上。“鸣凤”为南宋初绍兴年间的“官琴”，国博“九霄环佩”则一向认为是中唐琴。而约在1994年，袁荃猷先生为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访问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郑珉中先生陪同。那次检视该馆“九霄环佩”，郑先生惊觉原来的判断有问题。此器较中唐琴稍臃肿，琴名与几床唐同名器篆法微异，应是北宋仿中唐琴的制作。笔者顺此线索思考比对，认为其形制特点，与吴兰荪旧藏“开宝戊辰”款“虞廷清韵”伏羲式琴相仿，应是北宋初年大略同时的“官琴”。
基于种种考虑，郑先生对国博此琴的看法一直未向外透露。今因涉及“中和之气”大印的问题，不得不先说明此节。即此印出现于北宋初“九霄环佩”和南宋初“鸣凤”之上，二者均是“官琴”。目下此床“万壑松声”，在红外摄影下，系所知宋琴中，第三度出现此印。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云：“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具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宜细辨之。”宫廷设“官琴局”，仅宋代有这一制度，其他朝代均是需要时，从民间征召琴匠入宫斲琴。两宋“官琴”存世稀少，以今所知不足十床。其所刻大印，引人注目者，除“中和之气”外，则是“御书之宝”九迭篆印。北宋初“虞廷清韵”、山东省博物馆藏南宋初“南风”、李自芳旧藏南宋初“南风”，均有此印。另外山东省博物馆藏中唐“宝袭”琴，也有“御书之宝”大印，郑珉中先生直言此印并琴名“具有宋人特点”（《记安徽、山东所见的四张古琴》），则应是宋代宫廷“宝袭”的唐琴了。另外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玲珑玉”琴，也有“御书之宝”大印，不过此琴可能并非“官琴”，铭刻亦可能是后世仿刻。
即便不算“宝袭”和“玲珑玉”，存世两宋“官琴”中，有“御书之宝”和“中和之气”大印的，已占半数以上。不得不说，有如此比例，则不可能是后世所为，此二印应是两宋宫廷施于“官琴”上的常用印。而这床 “万壑松声”有“中和之气”大印，恰可证其原就是南宋“官琴”。
目前所知这三方“官琴”上的“中和之气”，大同而有小异。所同者，一是大小相同；二是篆法相同。所异者，首先“鸣凤”与“万壑松声”大印文字双钩，“九霄环佩”则是实刻；其次是边栏不同：里面的方框，“鸣凤”是细边，“九霄环佩”和“万壑松声”是粗边；外面的圆框，“鸣凤”与“九霄环佩”粗细相同，“万壑松声”已被铲坏，但可能还是要粗一些。
如何看待这些差别，可藉唐琴来旁证。现所知存世唐琴十七床，大多镌刻大印。如“包含”、“清和”、“玉振”，光此三种就达十一方，占三分之二。“这类大印存在着边框粗与细，形体大与小的区别，且分别刻在盛唐、中唐、晚唐的制作上”，郑先生判断“均系原刻”。（《唐琴辨》“八”）确实，同一时代的存世器，如此集中地出现某一现象，而在其他时代器物上罕见，只可能就是这个时代所特有。即便退一步说，对其中某些器物有怀疑，也无妨于总的判断。
两宋“官琴”上的“御书之宝”和“中和之气”，也应作如是观。存世器中所占比例如此之大，同时代“野斫”琴，和其他时代器物上罕见，只能说明这就是宋代宫廷专用印。至于边栏之类的差异，则应看作不同朝的自由发挥了。
既定“万壑松声”原器为宋代“官琴”，即可就具体年代做进一步推论。宋代“官琴”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此处只涉其一。北宋末宣和“官琴”，如樊伯炎旧藏“松石间意”、王世襄旧藏“梅梢月”；南宋初绍兴“官琴”，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藏“鸣凤”、山东省博物馆藏“南风”、李自芳旧藏“南风”。二者形制并不相同，但通长均在126厘米左右，较常琴长出2-6厘米。如此统一，说明北宋末南宋初“官琴”制作是有规定尺寸的。这床“万壑松声”，即便改斫时圆头改方头，损失些微长度，也不可能超过124厘米。
如此的话，本器应是绍兴以后，南宋中后期的“官琴”。
有关宋琴，郑珉中先生《两宋古琴浅析》是奠基性的论文。该文分梳各个时段的“官琴”和“野斫”，有关“官琴”，列出北宋早期、北宋晚期、南宋早期三类。南宋“官琴”，所举“鸣凤”、“南风”各两床，均是绍兴朝的同时之作。格于资料闻见，此后是否有“官琴局”，甚至是否斫制“官琴”，均不能论证。如今这床“万壑松声”，尽管曾经改斫，宋代信息埋于漆下，但系所知第一床南宋中后期“官琴”。由此可以证明两宋“官琴”制度始终存在，并补足宋琴研究的缺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床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琴器。
三
作为南宋“官琴”的“万壑松声”，在另一个时代的改斫之下，变成另一种琴式，同时也有了新的“身份”。实物所见琴背铭刻，龙池上篆书琴名“泰素”，琴名下篆书大印“松风雅操”。名、印分别在“万壑”和“松声”的位置上。龙池下镌隶书琴铭：“品物未分，神宰无际。道之所存，沕穆元邃。万籁中藏，畴窥妙谛。声在器先，与羲皇契。庶陶跋。”下刻连珠印文“庶”、“陶”。
“泰素”篆法极为古怪，固一眼可知是明人的生造。此需依赖当时的工具书，遂从《广金石韵府》中查出。按《金石韵府》明嘉靖时朱云（时望）所编，《广金石韵府》明崇祯时林尚葵、李根辑补。琴名“泰素”，出于嵇康《琴赋》：“含显媚以送终，飘馀响乎泰素。”泰素，即太素，太玄。《文选·琴赋》李善注引《列子》曰：“太素者，质之始也。”五臣注李周翰云：“太素曰自然也。”
大印“松风雅操”，望文而知其意，无需什么解读。值得一提的是，此正与原琴名“万壑松声”相呼应。或许改斫重髹之际，要保留一点儿原来的踪迹以为纪念吧？
至于隶书琴铭，看着玄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需要说明之处。涉及琴器，对于“道”的执念，以及与太古“羲皇”的联结，都是可以想见的内容，从古至今，一以贯之。唯“庶陶”落款，值得追踪，因为这涉及本器改斫的时代以及情境。
“庶陶”是一个不容易重名的字或号，今检得明末清初有一位苏州府吴江县的“庶陶居士”。此前未见有此字号者，此后近人缪荃孙、陈三立诗文中出现“庶陶”，不过时代太晚，可以排除。
如此只能考索明末清初的这位“庶陶居士”了。就对琴器状况的观察，此琴改斫大体也应该在这个时段，因而有相当大的可能与此君确有关系。
周铭（1641–？）《松陵绝妙词选》卷三杜熙揆小传：“杜熙揆，字子亮，号端臣，一号庶陶居士。端臣先生才华轶众，早弃儒冠，耽心梵品。其少作已付祖龙，兹仅得其片羽，犹足辉映时辈。”周铭字勒山，吴江人。松陵即吴江别称，唐时此地称松陵镇。
由此小传可知，“庶陶”乃杜熙揆自号。“早弃儒冠”，即放弃功名。“已付祖龙”者，指作品早已散佚。《词选》收了他二阕词。
殷增（1782–1822）《松陵诗征前编》卷七收了他三首诗。小传云：“杜熙揆，字子亮，号端丞。主事伟孙。诸生。”殷增字曜庭，吴江平望镇人。这里提到“诸生”，则熙揆仅考取秀才。小传并言：“朱愚庵曰，子亮以高材雅望，推重一时。乱后隐居洚溪，绝迹城市……”
此处的“朱愚庵”，即朱鹤龄，字长孺，亦是吴江人。明时也是诸生，入清后，屏居著述，成为颇有成就的学者。《清史稿》有传。他显然是明遗民，与杜熙揆交情颇深。本处提到杜“乱后隐居”，曰“乱后”，可谓胆大之极。由此语，可知熙揆与朱鹤龄志向相投，也是因改朝换代，遂以气节自守，遗民自居，绝意仕进了。
小传中所引朱鹤龄的这段话，出自他为杜熙揆所作《蓴乡草堂记》，记中言“吾友杜子子亮……颜其居曰蓴乡草堂，自为长歌贻示余，且属为记”。所谓“自为长歌”，即《松陵诗征前编》所收《蓴乡草堂歌》，表达的是他隐居的心境。
朱鹤龄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寿七十八。就《蓴乡草堂记》的语气看，他们应该是同龄人。文中并言“获田下潠，儿无懒惰之诃；拜客荷衣，孙有诗书之寄”，有儿有孙，杜熙揆此时年纪应该不小，此亦可证他们年龄相差不大。因此，他的生命历程，大概一半在明，一半在清。
《松陵诗征前编》小传并提到杜熙揆系“主事伟孙”。按该书卷四收杜伟诗一首，小传云：“杜伟，字道升，号静台。嘉靖壬子举人，官工部主事。”朱鹤龄《愚庵小集》里，另收有《杜静台先生传》，这显然是受杜熙揆之托。由这份传记，可知杜伟生卒为正德十六年（1521）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文中提及他为人正直，学问高深，交游诸公颇为可观。而屡试进士不中，只当了一些小官。最后的“工部营缮司主事”，从六品，为各部司官中最低的一级，“主事”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干事”。终于不如意而归乡，贫困以死。
杜熙揆显然比祖父善于经营生计，《蓴乡草堂记》言及“堂之址本工部先生故居”。他将祖父破败的旧屋修缮，各项营生安排得颇为妥当。朱鹤龄称赞：“若杜子者，种柳若柴桑，而无待于乞食。诵经类鲁望，而不至于忍饥。斯可为隐士之法矣。”正因如此，他也才能“江南春尽水如天，载得琴樽在钓船” ，（《题画》）并感慨“酒酣独抚无弦琴，高山流水难知音”了。（《蓴乡草堂歌》）
杜熙揆自号“庶陶居士”，“庶陶”一语罕见。蒙苏州大学顾迁兄惠告，《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有“庶陶化冶，普济含生”。但估计熙揆不会取用这严肃到严重的意思以为号，或许还是来源于韦应物《东郊》：“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表达的还是归隐，说自己庶几、差似陶渊明吧。
后半生隐逸而优游的生活，杜熙揆与琴发生较多的关系，自然有相当的可能。不过，与这床“泰素”是否有故事？“泰素”的琴名，以及琴上后刻铭文的内容，倒是符合他后半生的情境。然要确证，事实上根本无法。不止于他文字的大多散佚，关键是琴式的改斫，铭刻的去旧布新，绝大多数是为了掩盖某些秘密。就此类罕见情况，郑珉中先生曾谈到，“不外两种可能，一个是对古琴无知，只酷爱仲尼式琴。另一个就是有非改不可，不改造样式就不能使其重见天日的原因”。前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况且“万壑松声”与“中和之气”，意思也不差。后一种情况，如果此琴确实与他有关，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往国事上说，有明清的改朝换代，但区区一琴，怎么可能有违碍。或者还是家事？《杜静台先生传》言，杜伟“少育于沈给谏仲子嘉谟家，从其姓，后乃归宗”。沈给谏名汉，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1521），也就是杜伟出生那年中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两年后的嘉靖二年（1523），即因批龙鳞入狱罢官归乡闲居。杜伟养于其次子嘉谟处，乃至改姓，可见家境惨淡到何种地步。后来复姓归宗。沈嘉谟儿子遭袭而死，他又负责经营其家，直到干兄弟诸子均获功名。于两个家族间如此不断切换角色，在那个时代，是很容易产生长辈互赠而晚辈不知情，并产生误会乃至争端的情况。而“庶陶”落款是“跋”而不是“题”，则或许确乎是长辈的事。如果这样，改斫事当在明末。不过还是不要猜测下去了，免得厚诬古人。
这床古琴器，固然因后世的改斫，掩盖了南宋“官琴”的部分面貌。但五百年前的“改版”，却赋予它一个新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床琴上，像地层那样迭加了两个时代，也是罕见而珍贵的存在吧。
拍卖场次 : 丝桐金声—名家藏珍古琴萃选
拍卖时间 : 2020-12-04 18:00:00
拍卖地点 : 嘉德艺术中心

lot：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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