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禹民刻 周作人自用寿山石印章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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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25,000-35,000

拍卖日期：2019-06-02 16: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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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19年春季拍卖会
尺寸 : 2.4×2.4×5.9 cm.
: 印文：知堂八十岁以后作。
边款：知堂先生八十大庆。方纪生、金禹民敬祝。
钤印：1、中国嘉德2013年春拍古籍善本专场“LOT1835周作人 1964年作 五十自寿诗 立轴 水墨纸本”。
2、中国嘉德2013年秋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LOT2339周作人 行书诗稿”。
3、周作人1963年10月27日的日记。
4、“周作人八十自寿诗”，1964年12月15日。
印面主人简介：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金禹民（1906-1982）
姓马佳氏，原名马金澄，字宇民，後以金姓，改字禹民，号宜齐、西桥，别署自耕老人，斋名谦牧堂、长年馆等，生于北京。从师寿石工，广涉古玺汉印，擅书法篆刻，尤精印钮雕刻、旁及汉砖、制砚、刻碑、刻竹及瓷器、铜器鉴定。曾任中国书画研究社顾问、江西大学书法学会名誉顾问、北京东城书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苦茶印事
——关于周作人自用印“知堂八十岁以后作”
据说周作人是拥有印章最多的现代作家。具体是否如此当然很难完全考证，但周作人对于金石篆刻的熟悉及喜好，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有“金石小品”一条，开篇便说他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鲁迅收集金石拓片的关系，自己也收藏了一些实物。考虑到后来周氏兄弟在北京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同一屋檐下，而那是鲁迅收集金石拓片最为火热的时期，再加上北京当时荟萃的人文以及学术的氛围，则周作人对于印章等金石一类的东西产生兴趣和需求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为周作人治印的印人中，不乏陈师曾、马衡、齐白石、陆和九、张樾丞、杨仲子、魏建功、钱君匋、吴南愚、冯元亮等近代大家名家，其中寿石工、金禹民师徒二人都曾跟他保持了相当长期的关系。寿石工、金禹民原先都在琉璃厂专职刻印，所不同的是，金禹民后来进入北大担任文学系篆刻教师，而那时候，周作人是北大文学院院长，金禹民得以进入北大正来自于周作人的推荐。沦陷时期，周作人还介绍金禹民帮不少中日人士刻印，因此，金禹民对周作人一生恭敬，除了常为周作人治自用印外，每到周氏生日还刻纪年印相赠，且这种情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作人命运的沉浮而有所改变。
在1940年周作人五十五岁生日时，金禹民便有朱文“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印相赠，此印颇得周氏喜爱；而“知堂八十岁以后作”白文印，乃是金禹民1963年所刻，与方纪生同贺周作人八十岁生日的礼物。如果考虑到此时周作人的处境，那么这方看似简单的纪年印章便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1949年初，被关押四年的周作人因国共和谈释放政治犯的机会被释放，此时，他身上早已没有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骨干人物的光环，不说众叛亲离，但知交零落、旧雨疏远却是事实，此时的他只能在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里依靠翻译的稿费为生。1952年，经过自己的一番争取，他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的特约译者，每个月可以预支200块钱的稿费；后来稿费调整为400元，1964年又下调到200元，1966年开始他连这最后的生活来源也被切断，一年后八十二岁的他在孤寂中去世。在这样的晚年生活中，我们很难理解周作人对于一方印章的需求有多大，但在1963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他还是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廿七日晴，八度，上午抄小文了，华炎那来访，赠菊花一盆。纪生来访，赠印刻，系与金禹民合赠，文曰：知堂八十以后作。
在这条日记上方，他还特地钤盖了这方“知堂八十岁以后作”白文印。一年后的1964年12月，他在书赠日本学者松枝茂夫的《八十自笑诗》轴里，落款下盖的也是这枚印章。对于一个已经八十岁的落寞的文化老人，这方印章显然不仅仅只是纪年那么简单，在这种赠送关系里所浓缩的温暖人情，以及印章所代表的旧日风雅生活，恐怕才是此时周作人最需要、最怀念的东西。
金禹民的篆刻多以秦汉玺印为宗，印风工稳凝练，颇有一种冲淡自然之美，这种艺术审美，显然跟周作人自己在文学上和人生上的理念有某种相通之处。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周作人对于金禹民的赏识和帮助，尤其是这种关系历经了战前、战后以及新时代等各种社会剧变时期，愈到后面，愈显现出其珍贵性。事实上，直到六十年代初，周作人虽然自己已经很少需要自用印了，但还是利用各种机会请金禹民为他人刻印以维系其生活，所谓“患难之交”，不外如此。
与金禹民共同赠送这枚印章的方纪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家，而周作人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拓者。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两人就通过周作人的助手许地山认识，方氏一生治学、为人都深受周作人影响，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在周作人的晚年，方纪生还是最受信任的人之一，在周氏去世前，据说方氏就是极少数收到通知的人。可以说，这枚印章于晚年周作人而言，代表的是他人生中最可供回味的两段关系。
周作人的早年和晚年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此中的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对他的心理所带来的冲击，并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文人，周作人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其文化地位也早有定论；或许正因此，当我们看到他书赠松枝茂夫、盖有这方“知堂八十岁以后作”印的那首《八十自笑诗》时，才会如此的唏嘘：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氈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尤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拍卖场次 : 清宁—金石篆刻艺术

lot：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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