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涛 百花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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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22,000,000-28,000,000

拍卖日期：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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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17年秋季拍卖会
作者 : 王雪涛
形式 : 手卷 设色纸本
尺寸 : 画：：34×2783cm. 13 3/8×1095 5/8 in. 约85.2平尺；题跋：：24×237 cm. 9 1/2×93 1/4 in. 约5.1平尺
: 钤 印 王雪涛印、什磨庐
题 识 辛卯谷雨写此卷，立秋日始成，花卉约百种，长约十丈，生平以此卷为最矣。雪涛时居燕市之西城。
王雪涛“生平第一之作”
——《百卉图长卷》释读
文 / 胡立辉
《百卉图长卷》，长约十丈，花卉约百种，1948-1951年作于北平（北京）。全卷格调古雅舒宁，笔法灵动率意；画末题云“生平以此卷为最矣”。可见，在王雪涛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无论是从着意于取法传统的钻研和相对单纯的艺术创作背景及诉求，还是仅仅从作品体量上看，再没有哪一幅作品超过《百卉图长卷》，实为“王雪涛第一之作”。
王雪涛，原名庭钧，字晓封，号迟园。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生于河北成安县，1982年逝于北京，终年80岁。1922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后改称国立北平艺专），拜师齐白石、王云（梦白）等。先后任教于国立京师大学校、国立北平大学、京华美专、北华美专和国立北平艺专等，1949年参与组织“新国画研究会”（后更名“北京中国画研究会”），1954年参与筹建北京中国画院，先后任院务委员、院长。一生从事小写意花鸟画创作、研究与教学，长于描绘花鸟世界的活泼生气，更是国内最早一批接受新式美术教育的国画家之一，在传统画法与现代画法的结合方面独树一帜，在中国近现代小写意花鸟画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从目前现存的画作题跋中可知，王雪涛的绘画才能在20岁左右即受到同时代大家的认可。如其22岁（1924年）所作《白菜图》，齐白石题跋“墨海灵光五彩妍”；1933年，王梦白为王雪涛十二开册页题签“雪涛墨妙”；在其临白阳山人的《墨花蔬卷》（1934年）上，周肇祥题卷首“白阳遗韵”，齐白石题跋中更有：“得其笔资秀雅者惟吾贤”“其人品足可重，不独工摹此卷也”云云。同年，在其所作《双勾设色花鸟卷》上，齐白石更是欣然题道：“蓝已青矣”，足见齐白石对其的赏识。
《百卉图长卷》，34cm×2783cm，纸本，水墨设色，1948-1951年作于北平（北京）。画末左上题：“辛卯谷雨写此卷。立秋日始成。花卉约百种。长约十丈。生平以此卷为最矣。雪涛时居燕市之西城。”钤白文方印“王雪涛印”、朱文方印“立寒庐”。
据藏家说，该作于1960年代“文革”中以“四旧”被查抄，1980年代落实返还政策时由藏家逄锡九夫人王雪倩女士，由北京市文物局寻回。陈半丁所题引首“百花齐放”和王雪涛为逄锡九所题上款均被损毁。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此件曾遗失20年的《百卉图长卷》，至今尚未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和艺术市场中，故而目前未有画册著录。
全卷以灵动率意的笔法，刻画了包括牡丹、白玉兰、紫薇花、月季花、兰花、芍药、紫藤、梨花、凌霄花、十样锦、夹竹桃、杜鹃花、迎春花、桃花、紫玉兰、丁香花、鸢尾花、金丝桃花、不死花、蒲公英、萱草、油菜花、蜀葵花、虞美人、荷花、菖蒲、红蓼、淡竹叶花、凤仙花、石榴花、鸡冠花、夜来香、灵芝、雁来红、牵牛花、桑葚花、桔梗花、玉簪花、桂花、矢车菊、向日葵、木槿花、山丹丹花、茉莉花、菊花、美人蕉、慈姑花、南天竺花、山茶花、水仙花、仙人掌花、梅花等在内的70余种花卉，所写花卉总量近百。如此多样的题材样式并置于同一作品中，其体量和丰富性，无论是王氏个人还是整个花鸟画史上，均属难得。而王雪涛盛年时期绘画功力的成熟，及其写生所涉猎的品类之丰裕，亦可从这件作品得到最好的诠释和明证。
该卷创作之时，与王雪涛和逄锡九时相往来的魏隐儒（1916-1993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曾目睹其创作过程。1987年，再见此散佚20余年的大作，魏隐儒大有“如逢故友”之慨，特作长跋志其创作与流转：
四十年代余致力于书画习作较勤，捡其称意者辄在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书画展览，以就正于方家和社会贤达，并与诸同好者结翰墨缘。
锡九雪倩夙喜水墨丹青，以之陶情怡性。蒙友人陈公自强之介，得以相识，并延为西席，互相切磋研习书画，久之成为契友。锡九当时生活宽裕，对时贤书画大力渴求，并宴请诸名家为之书画留念。王雪涛、徐燕荪、曹克家、吴伯康、吴仲康、周元亮诸公皆座上常客，画轴条幅悬诸厅堂，卷册单片实诸箱笼。为作画尤多者，雪涛先生也。小品不计其数，其最精而长者为此百卉图长卷，于解放前后费时近一年始成，雪涛先生自以为生平之代表作，即邀友朋观赏，皆赞不绝口。长约十丈，惜于动乱中，所藏皆以四旧被查抄荡尽，数年不知下落。经雪倩费劲百般周折，幸将此卷由北京市文物局落实政策返还，今观之如逢故友，美中不足在陈半丁老人护首题字百花齐放被撕掉。中国文化惨遭此史无前例之劫难， 感慨万千，援笔略识数语。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隐儒于京华之兴化西里。
需要指出的是，王雪涛落款虽为“辛卯”年（1951年），但雪倩女士称，实际该作主要作于1948年，转年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即和平解放，时局动荡之中暂时搁笔，再于1951年补笔落款完成。此说法与魏氏题跋中之“于解放前后费时近一年始成”一致，可以解释该作品创作时间上的出入问题，并基本可以确定此作的创作时间为1948-1951年，主体完成于建国前，可以看作王氏建国前的代表作。
建国后直至“文革”，王雪涛的绘画在中西与古今的双向维度中，均有所涉猎和借鉴，进入创作成熟期，又正值盛年，在体力和精力的双重保证下，创作颇丰。然而，他却用“生平以此卷为最”来定位这件作品，足见其自我定位和认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作在其整个艺术生涯中，的确具有极强的特殊性。
首先，创作方式的特殊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愿与日伪合作的王雪涛，辞去国立北平艺专教职深居家中，从事作品售卖、绘画研究和个人教学工作，直至建国。然祸福总相依，1937年至1949年，鬻艺为生的十几年，虽是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的战事纷乱之期，但此时王雪涛身份转变为单纯的职业画家，得以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浸淫到艺术的积累中，反而成就了他在此间的韬光养晦。
1944年，动荡的社会时局，致使像王雪涛一样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更因书画市场的萧条而愈加遭遇生存的困境。（美）高居翰着《画家生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一书中，曾列举书画买家买画付款的方式之一是盛情款待寓居画家，“画家通常为职业画家，他在某段时期内住在赞助人家，成为家中一员，赞助人期望他制作图画，经常是些耗时费力的类型，并且需遵循主人的旨意。”“董其昌在1616年房屋被暴民劫掠焚毁之后，就这样住进了同情他的朋友们家中——他最为感人的作品当中，有几幅即出自这一时期，这些画说不定便是为了回报那些人的深情厚谊。”
当年乐善好施的京城富贾逄锡九喜爱书画，自身也擅作花鸟画，并与北京画坛陈半丁、王雪涛、溥心悆、李苦禅、徐燕荪、曹克家、魏隐儒等名家往来甚密。其时生计困难的画家如曹克家、王雪涛等，与其亦师亦友，教授其绘画，同时接受他提供的生活帮助。
王雪涛《百卉图长卷》的创作条件类似高居翰所描绘的情况。作品的整个绘制过程，均在逄锡九家完成（此时王雪涛虽接受逄锡九赞助，但并未寓居逄家）。在中国画史上，大约自宋初以来，即有画家于赞助人家中接受款待或寓居创作的传统，只是往往在创作上会受到赞助人喜好的束缚。这一点，《百卉图长卷》的创作过程有所不同。藏家（赞助人逄锡九）并未在题材上对王雪涛有特定的限制和约束，而是给予了充分的创作自由。相对宽松无忧的创作环境，也是该作呈现出较高水准的重要因素。
据雪倩女士描述：“当时王雪涛到家里来，也会一起吃饭、喝酒。我家外面有一客厅，有时他累了，也会在那儿休息。”逄锡九儿子逄小威回忆与父亲的对话，称父亲在当时交往的众画家中，对王雪涛的花鸟画最为欣赏。或许我们也可如高居翰那般判断，因与赞助人良好的关系，《百卉图长卷》的高水准，亦是为了回报赞助人的深情厚谊。
其次，艺术水准的特殊性。
郎绍君曾分析，上世纪30至40年代，王雪涛作品多水墨淡色，秀劲而清雅，可以明显看出新罗（华嵒）与王云的影响。的确，此时的王雪涛处在深入取益研究传统绘画的阶段，先后拟法临摹了多幅形制类似《百卉图长卷》的作品。如《拟陈孔彰花卉卷》（1946年）、《墨池春满》（1947年）等。但较《拟陈孔彰花卉卷》和《墨池春满》两幅墨笔长卷更为难得的是，《百卉图长卷》不仅体量更大，且全卷为面貌清丽的设色作品。1922年，初入北平国立艺专时，王雪涛所学为西画科，后转入国画科，具有西画基础的他，对色彩的关注和研究是贯穿其创作生涯始终的。
《百卉图长卷》倾向于小写意花鸟画家的日课，具有画谱的意义。单纯以花卉为题材的整幅长卷，气息既统一，又有不同题材各自的独立性。表明此时王雪涛对多种花卉题材进行了有意识地深度研究、训练和积累。
尚辉在“墨海灵光——王雪涛花鸟画精品回顾展”研讨会发言中也曾指出：“王雪涛早年从徐青藤和八大那里学习了以帖入画的方法，这种以草书用笔描绘花鸟的方式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王雪涛先生把碑学和帖学用笔的传统保持了下来，这一点可能是20世纪花鸟画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细观《百卉图长卷》，可见其用笔圆转轻松，长线条居多，多是中锋和侧锋交互运用的书法用笔，且运笔严谨、到位。作品中的线条较为圆厚，透出了大篆和隶书的笔意。而枯笔与涨墨的对比，所形成的墨色的层次感，使得线条非常入纸，不轻佻。从线条的提按变化，每一笔所形成的枯实、浓淡的墨色变化里，可以看到作品线条内在及笔法中包含的内容。
例如，左图所示的枝条，可以明显看到线条的起笔、收笔、顿笔；线条中段调锋时的中侧锋并用；干枯笔转换时的笔断意连。其他较短的线条中，也可以清晰的看到用笔中包含的回锋和露锋。
同时，该作品用色多温润、柔和，作品整体面貌呈现出精整沉静之气。
可以说，《百卉图长卷》不论用笔、用色，还是章法布白均周全精致，画面笔意灵动纯熟，色彩浓淡相宜，成就了全卷古雅舒宁的格调。倾注了作者内心的闲静，寓意高远洁净。看来，王雪涛自诩生平以该作为最，绝非虚言了。在王雪涛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无论是从着意于取法传统的钻研和相对单纯的艺术创作背景及诉求，还是仅仅从作品体量上看，再没有哪一幅作品超过《百卉图长卷》，实为“王雪涛第一之作”。
随着创作环境的不断变化，王雪涛艺术面貌逐渐转变，这种前行更多地受到了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强势引导，受到对于传统绘画全新审美评价标准和价值诉求的左右。他和同时期的绝大多数传统画家一样，不管有多少无奈与被动，必须顺势而为。
比如，此时对“百花”题材的创作，是由毛泽东“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发展而来。到“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的“百花诗”又为“花卉创作”赋予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王雪涛也曾于1977年元旦和1978年春两次创作《百花齐放》，虽均成为其晚年的代表作，但这两幅作品的整体面貌，无论是题材、图式还是色彩，皆与《百卉图长卷》有绝大不同，多了方折之笔，且用线由长线代之为中短线，用色多为石色，虽有老辣之劲，却也不免粗疏而少情韵。
诚如曾观摩过《百卉图长卷》的吴冠中、郎绍君、陈履生、陈岩等名家一致评价的那样，这一作品的出现，足以让大家重新审视和定位王雪涛！
拍卖场次 : 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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