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 青花缠枝莲瓜棱甘露瓶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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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2,000,000-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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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藏家旧藏
器形别致秀挺，线条柔美舒畅，竹节式长颈，口沿饰海水纹，颈与腹部分别绘不同方向的缠枝宝相花纹，枝蔓舒卷缠绕，颇见画笔之灵动挥洒，肩与足墙饰勾莲石榴纹，规整而生动，深得双线勾勒填色技法之精妙。其纹饰层次丰富，却毫无繁密之感。胎质坚致厚重，釉汁莹白凝厚，抚之润泽如玉，青花浓淡二色分明，色泽略见深沈，幽雅而不媚弱，一展成窑轻盈秀雅的艺术风格。无款，然品格之高更在写款者之上，故成窑之美重在质量与内涵。
目前成窑多见盘碗杯等圆器，琢器极罕，而琢器之中类若本品的高度更是寥寥无几。其呈瓜棱形，成型工艺颇为复杂，需要分段模印再衔接而成，另一相同一例仅见1988年出土于珠山遗址的【青花双耳球花纹瓶】，发掘者定为正统时期烧造，然若与本品的胎釉、青花、成型工艺、绘画风格等诸多方面判断，两者应为同一时期，都是成窑佳作，亦为礼佛之器，参见《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页162，图88。
因成窑鸡缸杯存世稀少，好古之人皆以得之为荣，声价一直不菲。最早载有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价值的明代万历《神宗实录》中写道：“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由此可见，鸡缸杯在明代，从成化朝到万历朝仅仅经过100余年，已经极为珍贵。时人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中说：“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今古之冠，如宣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沈氏又在《万历野获编》补充言：“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琖之属，初不过数金，……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明代万历沈德符《野获编》中称：“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或作成化帝，明英宗长子，明朝第八代皇帝。初名朱见浚。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景泰三年（1452）明代宗即位后，被废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又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朱见深。宪宗于天顺八年（1464）登基，初年为于谦平冤昭雪，恢复景帝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在位末年，好方术，因沈溺后宫，并宠信宦官，以致朝纲败坏。成化二十三年（1487），万贵妃去世，八月，宪宗过于悲痛而驾崩，时年41岁，葬于北京昌平明茂陵。
佛心天子的献礼
—明成化青花梵文海石榴卧足碗与青花缠枝莲瓜棱甘露瓶
成化年间（1465—1487）御器厂所出御瓷，质精秀雅，世无伦匹。其胎釉莹润，造型秀奇，青花五彩淡雅幽静，上承永宣雄健精萃，下启嘉万彩绘风尚，影响至为深远。其中青花呈色浅淡柔和，典雅宜人，纹饰采取双线勾勒填色绘制技法，画工规整，笔触秀丽，疏密有致，线条优美自然，给人以清新悦目，幽雅脱俗之感，一改永宣以来雄健豪放的风格，而以玲珑秀奇、端巧工细独步一时，为世所珍，引得后世追仿无数。《竹园陶说》评曰：“成窑画笔古今独步，盖丹青妙手寄其心力于瓷片之上，故能笔细如发，用青如用墨，点染描画，各臻其妙也。”
本次大明·格古专场中的扛鼎之作即为两件极为珍稀的成化御窑珍品：青花海石榴内梵文卧足碗和青花缠枝莲瓜棱甘露瓶，二者皆为成化皇帝崇佛教、赤诚礼佛的见证。有明一代御瓷以梵文为饰始于永乐、盛于成化。如此件卧足碗即为成窑青花之卓越代表，最得成窑之艺术风韵，其型精巧，圆润而秀气婉约，下为卧足，此为成窑高端器皿之独有形制。其胎轻薄，釉水明润，内外青花发色淡雅柔和，碗心书梵文，佛教喻意为“唵阿吽”三字明的咒牌，及普贤王如来的三字根本咒，是密宗修持的重要咒音。其内涵异常丰富、奥妙无穷、至高无上，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智慧、大慈悲。碗外壁环饰套勾海石榴纹，笔触细腻纤巧，碗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成化年制”大字楷体款识，中锋运笔，藏锋写出，笔画遒劲挺拔，正合《陶雅》“成化楷法峭劲，姿态飞动”之说。本品所绘海石榴纹及内绘梵文极为罕见，检视目前公私出版，未见有与之完全一致者，似为孤品，可谓是珍贵之至的成化皇帝礼佛隽品。最为接近的一例为清宫旧藏【明成化 青花宝相花纹碗】，但远不及本品圆润秀雅，更无梵文装饰。
本品的出现正是成化皇帝无比崇佛的见证，是虔诚之心凝聚于御物法器之反映。成化皇帝登基之初即对密宗则颇为痴迷，经常诏西藏僧侣入宫授经和赏赐钱财给寺庙。《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三记载成化三年有“番僧入内颂经晚乃出（宫）者”之事。成化九年（1473年）仿印度高僧于永乐时所献金刚宝座规式，建纯然印度艺术风格的大正觉寺于北京西山（五塔寺），成为宋以后珈蓝建筑复活之代表作。成化皇帝的崇佛举动影响下，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人，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人，社会崇佛风气日盛。
成化皇帝的崇佛举动至后期愈发严重，特别成化十七年以后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宫外，不惜动用巨费用建筑庙宇道观，“祷祠宫观，糜费无算”，“今都城佛剎迄无宁工，京营军士不复遗力”，例如受通元翊教广善国师继晓劝说，成化皇帝花费国库银两数十万在京师西市建大永昌寺。宫内，大兴法会，成为宫廷生活的常态。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康靖大王实录二》记1482年成化十八年，李朝圣节使韩僩自京师归，奏谓：“（中国）皇帝酷好佛道，大内设法会则着僧衣，设道场则着道衣，或夹旬不罢。”
同时，格外优待番僧，礼遇法师。成化一朝，番僧被封为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达780余人，他们经常出入宫廷，服食器用拟王侯。《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记成化十七年（1481年）冬十月，西藏喇嘛丧葬事谓：“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班卓藏卜死，命官军一千五百为建塔治葬。”成化皇帝对西藏僧侣的感情和礼遇程度远在成祖之上，为有明一代诸帝之最。
为了适应宫廷礼佛活动的开展，内府承命制作相应的御用法器就理所当然。那么，存世所见成化朝书写梵文藏文佛教色彩浓厚的器皿必制于宫里法会最为频繁、西藏番僧地位权势最为显赫的成化十七年或之后数年里。
与之对应的是，成化十七年之后御器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重烧造任务，数量多至无法按时完成，并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为诸大臣所忧虑。《明通鉴》卷二十四宪宗成化十八年闰八月壬申条记：“时内府供用日繁，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率以进奉为名，糜帑纳贿，动以巨万计。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尤多，且久费不赀。”又《明实录·宪宗实录》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南京吏部尚书陈俊合诸大臣建言事，揭露内官们为烧造瓷器，每岁买办供给夫役之费“用银数万两”，南京工科给事中丘璐亦上书呼吁“浮梁烧造瓷器，民困已极，宜暂停免。”
纵观以上史料，可知成化十七年至二十三年是宫中佛事最盛、景德镇御器厂生产数量激增、明廷用于烧造的费用急剧上升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以本品为代表的御用礼佛法器必然烧造于此时。
过去数十年的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的出土状况也印证了这一推论。1987年、1988年珠山东北侧考古发掘成化遗物地层，其中88·H3地层为成化官窑最晚的遗存。该处出土瓷器的质量最高、数量最大，其中最具特色之处即是书写梵文、藏文佛经文字和彩绘佛教中的八吉祥、金刚杵等图案的瓷器空前增多，可与成化后期宫中大兴法会的史实相吻合。
而成化皇帝崇佛之举体现在御瓷法器上的另一显著实例则是【明成化 青花缠枝莲瓜棱甘露瓶】，其形提拔别致，，线条起伏变化丰富，竹节式长颈，口沿饰海水纹，颈与腹部分别绘不同方向的缠枝宝相花纹，肩与足墙饰勾莲石榴纹。胎釉细润晶莹，青花浓淡二色分明，色泽较前者略见深沈，绘画流畅细致，幽雅而不媚弱，一展成窑轻盈秀雅的艺术风格。
有明一代御瓷之中，净瓶最早出现为永乐时期，1982年12月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永乐 仿龙泉青釉净瓶】，高27厘米，为目前仅知的一例，参见《景德镇出土陶瓷》图版201。本品造型承袭永乐者又略有变化，皆为无款。依照成化皇帝对密宗的崇信和西藏番僧的密切关系，本品当为密宗受戒法器，并非当时供奉宫中观音菩萨之用。其无写款，正好符合法器不铭帝皇年号款以示敬重之意，后世乾隆时期弘历曾为烧造白地矾红净瓶专门下发“俱不要款”的谕旨，正是这份崇敬精神的延续。
净瓶伴随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其功能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僧尼受戒时使用。密宗教徒在受戒时戒师要用净瓶对其进行灌顶，显宗亦为之相同，唐代禅宗大师百丈怀海为禅宗所立的轨仪中规定：“戒师用净瓶灌顶，以指滴水于顶上。”因此，其归属为御用法器，烧造具体时间应与上述卧足碗一样，为成化十七年至二十三年之际，同时因为御用之故，必定烧造罕少。检视当今出版资料，唯独北京故宫博物院见藏同类器皿，两者应为当年的配对之作，但后者品相不佳，足部与瓶体接胎之处脱落，参阅《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页2，图1。
目前成窑多见盘碗杯等圆器，琢器极罕，而琢器之中类若本品的高度更是寥寥无几。其呈瓜棱形，成型工艺颇为复杂，需要分段模印再衔接而成，另一相同一例仅见1988年出土于珠山遗址的【青花双耳球花纹瓶】，发掘者定为正统时期烧造，然若与本品的胎釉、青花、成型工艺、绘画风格等诸多方面判断，两者应为同一时期，都是成窑佳作，亦为礼佛之器，参见《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页162，图88。
成窑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最精彩的传奇，铸就一个不可取代的美学之典范，为世人所百般推崇，历代藏家皆视之为拱璧，万历时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言：“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琖之属，初不过数金，……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当今拍卖市场上鲜有如此质量上乘者，是次秋拍能有此成窑双璧联袂现身，可珍可宝，当为好古敏求之士难得的机缘。
（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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