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1895-1963) 甲骨文“春光明媚”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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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12,000-22,000

拍卖日期：2014-03-24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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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嘉德四季第37期
作者 : 董作宾(1895-1963)
年代 : 壬寅(1962年)作 1950/60年代
尺寸 : 29×17 cm 约0.5平尺
创作年代 : 壬寅(1962年)作
钤印 : 冠文贤姪赏鉴。董作宾。壬寅冬日。
: “三无礙之室”藏(Lot1407-Lot1470)
《重现学界的风范与情怀》
——试读民国中研院等学界菁英致董作宾书信
筱 石
2006年，安阳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董作宾则是殷墟第一次试掘的主持人，更是参与中研院殷墟发掘工作最多次的研究者。钱玄同倡说“甲骨四堂”，赞誉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的甲骨学成就。郭沫若则以绝句赞颂：“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万蟕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河南南阳人。1918年入河南育才馆肄业，1922年入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始以油纸影写甲骨文字。1924年决心研究甲骨学，1928年受聘为史语所通讯员，主持小屯殷墟试掘。1929年出土大龟四版，随后发现“贞人”占卜制度，郭沫若赞为“凿破鸿蒙”。1932年撰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创立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甲骨断代的标准。1945年完成《殷历谱》，傅斯年赞叹“中国信史向上增益三百年”。董先生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绝非偶然。
如今因缘际会，收藏家提供了一批写给董作宾的书信，另附甲骨文字摹写本、诗稿等。此批书信以民国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为主体，旁及各学界菁英，诸如：朱家骅、饶宗颐、梁思成、陶孟和、李方桂、李济、马衡、沈从文、陈盘、陆侃如、李剑农、丁山、王献唐、吕炯、劳干、曾昭燏、杨希枚、台静农、刘敦桢、滕固、萨本栋、罗家伦等59位，字字亲笔，篇篇精湛，内容珠玑可采，可藉以想见学界巨擘的风范，可以勾勒时局的变化，可以增补历史的人事。
学术讨论总是学者书信的重点。如天文学家陈遵妫写信请释拓片文字；锡伯族史学家赵尺子写信请教甲骨文“因”字词例；史学家丁山致函彦堂，论及周史“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此为日食在晨之的征。此事究在何年？仍盼兄据奥氏谱先为确定”，全文或抒论或请益，洋洋洒洒，精采可掬。曾发表《日本神武开国考》、《徐福入日本建国考》的学者卫挺生致函彦堂：“此次弟书中引用尊着《殷历谱》不少，并发现‘人方’即‘尸方’，即‘夷方’，亦即‘徐方’。其说甚长，见拙作第十章。出版后当寄请指正”。敦煌学专家苏莹辉写信讨论“毛公鼎”文字，则是引经据典，字字求证。西泠社长饶宗颐致函与彦堂论学，语气直率：“近读尊着《中国文字起源》演讲，辞取埃及文字与汉字比较，鄙见颇多可商，尤其所引埃文与原义不少出入……埃文与汉字应如何比较方合两国造字原则，当有待深研，似不能望文推断，因埃文看是图形，实为符号也”。饶先生识见博通，虽然直率，却也客观平正，以两人交往情谊来看，应该不会有龃龉矛盾。
彦堂研究殷商卜辞，常须旁征广涉，甚至多方请益，彼此讨论。时任“中央气象局”局长的吕炯，1943年曾致函为《气象学报》邀稿：“写一《殷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将所有气象纪录悉乃纳入，作一讨论”。地质学家章鸿钊则写信给彦堂，论述研究殷代气候的态度与方法，先是赞赏：“尊论殷代气候，就现有史料谨严处理，颇称允洽”；接着语势略转：“论理，在过去三四千年之间，长江南北之气候似不能有显著的变化”；最后收束则是“不为意气之争，不骛高远”。笔锋婉转，但隐微之间仍然可以看出不同意见的各自表述，这是学者风范。
明清史专家李光涛致函主张“钞写《历代宝案》，此书与整理明清档案极有关系，而且为研究明清两代外藩史料必须参考之书”。信中并述及傅斯年一贯的作风：“不论抄本或刻本，凡系外面不易见到之书，一经见及而非卖品者，本所俱必设法钞写一部以供研究人员参考之用”。而学者好学，即使时机窘迫，对学术也是念兹在兹。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抗战时一到重庆，就致函先生，问“中央研究院近定有《古今均表》……未知在何处售卖？”；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曾创立山东古迹研究会的王献唐，1938年在汉口准备入川，仓促间致函询问“贵所及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并他文化机关当在此处否？”。勤学之心，可以想见。
时局动荡，物资缺乏，薪资微薄，不论研究或生活，学者大多陷于绌窘之境。如梁思成致函，仅仅为了借用“史语所的晒图框子”。院士陈盘因为漏报张秉权的加班费壹百元就写了两页书信给彦堂，一面自承疏失，一面申请补发；文辞谦抑至极，除了事情对错之外，显然壹百元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生活资源。丁山信中则提及：“闻平院(北平大学女子师院)经营困难，旭公(徐炳昶)不过460(元)，弟但得440”，两相比衬，自可想见。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在抗战期间，因赴重庆参加“禹贡学会”年会，并受托为中研院李庄同人采买日用品。致函说“本拟购一皮筒，价格之昂，非力所能办……各家托购之鞋，未全买妥，此事竟需穷二日之力专门来办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之时，物价仍然是重大困扰，劳干信中即写到：“消息大好之后，日用品落价，而食物则一贵如故也”。院士陈盘致函彦堂：“盘拟出售之殷虚甲编集存在(全)汉升先生处，如已有主顾，敢烦面饬程万才君前往取出”。想必是穷迫至极才会请原作者帮他卖书。陈盘卖书，彦堂则是卖字，沈从文致函时即曾提及：“诸字未出脱，出脱必即将款寄来”。台静农在白沙任教时，曾为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李霁野向彦堂求字：“兹特寄奉六吉宣一幅，敬求为书一联……书后盼惠寄润笔、邮资等等，容后奉上可也。”为了贴补日用，学者除了兼课、写稿，再就是卖书、售字，最后当然就是借贷了。历史学家徐高阮曾向史语所借支薪津，按月扣还百元。明清史专家李光涛也致函请求所长彦堂“暂借(预支薪资)台币七百元，借款本为不得已之事……光涛曾经千方百计到处托人卖书……无(奈)书不能如愿卖出……因此万不获已……惟有专函先生一商之”。真是窘态昭然！
抗战期间，李庄地处偏远，物资匮乏，所幸诸多学术机关迁聚此处，学者们彼此照应，偶尔忙里偷闲，相互邀约，也自得其乐。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学家刘敦桢就曾致函邀约彦堂等人：“近用橘子皮熏香肠，味尚不坏。拟本星期日(七日)正午，邀贤伉俪暨孟真先生夫人、方桂先生夫人来寓一尝”。即使是清苦平淡的日子，也无碍于文人生活雅趣的具体呈现。
动荡的时局，多少总会影响学人的心境。曾参与汉墓发掘的学者赵邦彦信中就有“京中以日机逆袭，人心颇不安定”之语。同济大学知名史学家陈致平则在信上说：“此次于上海最紧张之时乘轮南下转穗返衡，(乃)衡阳满城皆兵，遍乡是匪。又据南来之难民陈说解放区之情况，则对我辈之威胁性仍大，种种困难，懔然不能留此”。
书信往来，除了以文会友，人性关怀也会自然流露。大文豪沈从文的信函，先是谈到因陈雪屏、胡庆钧先后到访，才略知李庄诸熟人的消息，如李济两千金死去，梁思永、林徽因生病，梁思永之女再冰也已长大等事。接着顺势述及印度友人寄来一信附一画刊，“上有泰戈尔游华照片数帧，同照相者如梁任公、蒋百里、徐志摩诸先生均果成古人，泰戈尔亡故去逾十年，本拟转寄徽因，恐其受刺激太大，因之留下”。温馨之情，已溢于言表。其实泰戈尔卒于1941年，距沈从文写信函的时间只有三、四年，应是沈误记，因中研院诸人1940年才陆续迁入李庄，1946年即复员迁出。彦堂1946年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聘书，出国前，院士陶孟和写了长信恭贺：“老兄将赴美讲学的消息，在美即知，闻之可喜可贺。美国面包实值得一吃，我的体重增加即其明证。但外国菜吃久便伤胃口，还是想故国烹调，而老兄用的是人家的外汇，与在反穷计划时用国币不同，更可称贺”。寒暄之后，就不厌其详地说明出洋手续：由注射伤寒、虎列拉及重痘，取得医师证明，到如何领护照、如何到美领馆签证、如何定船等，琐琐缕缕之中，关怀之情不言可喻。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在陶先生主导下将社会研究所全部人员及图书、研究数据留在南京，而彦堂则随国民党迁台，二人政治取向显然不同，但学友私谊却未受影响。彦堂1959年中风，1963年因心脏病逝世，但其实心血管问题早已有了症候，如吕炯1943年函中即有“血压想已恢复原状，至念，尚祈悉心调摄为要”的问候语。人情关怀就常在这种细处流露。
用来印证历史人事，信函显得更为鲜明生动。如明史专家王崇武1945年8月30日致函董先生，说陈寅恪“目疾、胃疾及失眠病并发”、生活不适，抗战一胜利，顾不得行李，就立即离开南京回返北平。果然嗣后不久即不幸双目失明，1945年秋至1946年春赴英国治疗眼疾，动手术两次，仍未治好，只好绕道美国返华。另外如陶孟和信中述及“吴均一事已解决。两次讨论，几乎众口一词的请他走路，保全中研院的名誉”。语气严峻至极，可惜信中并未细说原委。案吴均一即吴定良，曾任中研院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后筹建人类体质学研究所，1948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知名的国际学人。到底何事引起陶氏的愤慨？推测起因，可能是因为：中研院史语所下分四组，历史组主任陈寅恪，语言组主任赵元任，考古组主任李济，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中央研究院迁居李庄期间，人类学组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分离出来，成立了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在筹备期间，各方自然会因组织架构与资源的取舍分合各持己见，于是就产生磨擦与矛盾。是否如此，当然还有待更充分的材料加以厘清。董作宾1955年8月接受香港大学聘约，以一年为期，辞史语所所长职赴香港。时任中研院代理院长的朱家骅在1956年致函力劝董先生如期回台，并强烈表态，希望董先生《中国年历总谱》一书由中研院出版。但该书未如朱家骅所愿，仍在香港由香港大学出版，只是已推迟至1959年，时在朱家骅1957年11月辞卸中研院代理院长职务之后，其间是否有个人心结？幽微之间，委实耐人寻味。
此批信函都已失去原信封，且多只记月日而未系年，但依据书信内容、信笺名衔、寄受关系，绝大多数都可钩稽出书写年份。如史学家吴相湘12月29日致函求助：“服务证件均陷大陆未及携去，现在均须请求发给证明书”。因原函天头即有董先生题识：“照原拟证明书抄发 作宾四四、一、六”，故吴函可断为1954年。第一届院士李方桂的信函未写年月日，但函末提及“闻兄又得千金，谨此申贺”。因董先生离婚后再娶，1935年与熊海平结婚，1936年生董敏，1937年生董兴，1939年生董小萍，故此函可判为1939年或稍后。可以同样看待的是丁山信末附语：“嫂夫人暨贤侄小敏、小口、小口皆大吉羊”，缺记的是“兴”与“萍”，写信时间自然不会早于1939年。又如马衡致函要求借抄自己发表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上下册》中的论文：《从实物(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上册1933年)，该函本应判为1933年或稍后，但是函中提及“在渝晤谈”、“前晤王云五先生，知蔡先生家属在港平安，现拟移居上海”等文字，显然是因蔡元培于1940年3月逝世于香港，故有知会之语，因此信函要改判为1940年。刘敦桢的书信未系年，但信中提到：“本星期日(七日)”，依此即可判定是1943年写的信。
彦堂一生政治色彩极其淡薄，且行事自有坚持。直属长官朱家骅致函催促，彦堂并未配合。国民党大老张群致函彦堂，也仅止于感谢赠书。彦堂甚至发表文章也会斟酌刊物的政治成分，学界知者不鲜，所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致函邀稿：“尊着《古文字中之仁》可在三民主义半月刊发表否”，信中还特意强调“著者当然不限党籍”。但是最后，该文却发表于《学术季刊》。又如迁台后的民国教育部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彦堂为委员之一，但彦堂反对简体字，于是退回聘书，部长程天放特致函表达立场：“本部研究简体字，并无改变正体字之意愿，系外间误会，仍请参加研究委员会为祷。兹附上原聘函，敬希詧收”，可见彦堂行事坚持之一斑。考古人类学家杨希枚写了长信三页向彦堂谢罪：“晚负责押运人类所公物，不克留渝助理(李)孝定兄……惟以公物东下迫切，未及奉到吾公复示即冒然离渝，待廿八日抵京后进谒(傅)孟真所长，果以此事获咎”，由此可知彦堂御下甚严。
彦堂享有学界盛名，又身任史语所代所长、所长，所以孺慕者、求助者甚多。蒙古族年轻学者白涤洲曾致函直陈钦服之意：“不打哈哈，我拜您作老师吧！那一张照片，您不但能判定是假的，而且知道是谁刻的”，孺慕之情，油然可见。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魏以新曾致函为学生请托彦堂给予“抄写”的工作； 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写信借用图书；王利器以学生名义请求赠书，名正言顺；而四川大学教授孙次舟为了请求赠书，言辞之中不惜卑抑自我，腴扬彦堂：“晚则愿得尊着(《甲骨年表》)一部，以光寒斋，贫甚无力购买，只有出于乞讨，不悉肯赐以如愿否？先生实超越罗(振玉)、王(国维)也，非以讨书，故作腴词，当代自有公论，非一人言也”。嗣后孙氏曾发表论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学界一时哗然。今日看来，孙氏好作奇诡之论，似乎是个性使然，其来有自吧！至于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拟聘史语所董同龢至东大讲授，联名致函请求彦堂同意；甚至艺术史专家李剑农写信希望彦堂协助寻求新的工作机会，自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筹办中央博物院的学者曾昭燏致函讨论古物复员启运的细节；立法委员杨一峰以诗函与彦堂唱和；曾支持陈仪筹划起义的高良佐写信讨论《大陆杂志》的编辑业务；第一任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为彦堂引介美国学者；史语所所长李济致函与彦堂讨论新院士的提名概况；台湾大学教授毛子水与研究八大山人的国际权威王方宇，分别写信讨论购买图书等事务；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致函告知将设法以中英庚款补助鲁实先从事研究；曾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致函期盼史语所与法国学院恢复文化交流；青年学者陈楚光，致函彦堂，通篇以卜辞、金文书写，别具一格，首称“燕师”，文意谦忱孺慕；此君为商承祚之学生，是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创系时的助教，嗣后曾发表《破殷历谱》和《殷本纪补注》批驳彦堂的论述，但不久之后因精神病住院，从此就杳然无踪了。摩些语言学者兼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主编《读书通讯》的学者邓广铭、古物学家滕固、历史语言学家兼中研院院士黄彰健、协助故宫古物运台的古玉专家那廉君、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周鸿经、史语所职员汪和宗、辽宋金元史学家兼院士姚从吾、财经学者姚曾荫、新儒学研究专家徐佛(复)观、中研院化学所高玉华等人，在信中或论公务，或叙私谊，都值得细细品赏。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沈从文信中的两句话，今日读来，同感适切但犹觉怅惘；所幸此批书信重现于世，菁英荟萃，内容丰赡，则学界人事可稽，学者风范犹存，善哉！
拍卖场次 : 韵音法墨（lot 1321-lot 1496）

lot：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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