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翔（1688-1753） 隶书屏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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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200,000-250,000

拍卖日期：2013-11-19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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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13秋季拍卖会
作者 : 高 翔（1688-1753）
尺寸 : 174×51.5 cm.约8.1平尺
钤印 :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高翔、犀堂、高翔之印、西唐山人、似智似愚如狂如懦 （一）郭景纯赠温太真诗。
（二）韩昌黎先生句，高翔。
: 释文：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唯我与生。尔神余契，我怀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尘冥。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
按语：高翔在“扬州八怪”中是一个高格调的画家，他擅山水，清淡疏简，意境冷寂。亦善梅花，枯枝瘦朵，管领冷香，被金冬心称为杨补之、丁野堂一流。也工书，行书瘦硬奇崛，与画境正同，隶书法郑谷口，优雅清隽，富有书卷气。此轴是其典型，舒展灵动的撇捺，可见郑簠的影响，秀美文雅，很耐看。
高翔，江苏扬州人。字凤冈，号西唐，又作犀堂、西堂等，别号山林外臣。擅画山水花卉，间作佛像人物。篆刻与汪士慎、丁敬齐名。又与高凤翰、潘西凤、沈凤并称“四凤”。高翔少年时期崇尚石涛，后与石涛结识为友，常相往来，情谊深长，受益颇深，是石涛的挚友和忠实追随者。
清代金石学与书法文化
文/郭名询
清初,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固及其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严厉,明末提倡的董其昌书风及以王铎、傅山等为代表的带有自由和叛逆色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变革书风在“文字狱”的刀架下很快消失。学术上,经世致用的思想受到极大摧残,而金石学则通过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的倡仪与实践悄然兴起,尔后蔚然成为清代的学术主流,并直接推动了考据学、文字学等的发展。影响到书法文化领域,金石学不仅使书法艺术深层观念发生了变革,而且使书法这个艺术园地从书体变化到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等方面呈现奇葩争艳的景象,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瑰宝。
一 金石学的渊源与清代金石学概况
清代自顾炎武首开实事求是的朴学之风后,学风大变,历史上称之为学术“复古”现象。其主体之一则为恢复金石之学。关于金石学之发端,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在其《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有这样的陈述:“五代之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昔傅山问阎若璩:‘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阎举七事以答之。王鸣盛为钱大昕作《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又举十一事。李遇孙辑《金石学录》,其第一卷中皆辑自经典、《史》、《汉》以及五代者,并阎氏王氏所举者计之,亦不过四十余事。此四十余事中,不皆属于考证……有宋一代,始有专致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术,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列一门,侪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学之滥觞。其研究对象与范围“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甓之属”。
元、明两代金石研究成就不高。至清代,承宋代余绪,异军突起,成就斐然。清初金石学与碑学、考据学密不可分。碑学从属于金石学,金石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考证经史,一些学者对政治较淡漠,而在金石碑版等古器的寻访、收藏与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们通过严谨的考据之学,不仅直接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而且为清代学术另辟蹊径。阎若璩曾在其著作中谈到“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可窥金石研究之一斑。乾嘉之际,著名金石学者在金石研究方面,研究范围仍相对较窄,大都局限于对文字资料搜集、整理与编纂。但有一个现象特别明显,即许多官僚、文人也参加进来,大量寻访搜购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一些名山大川、荒冢遗寺中沉寂已久的摩崖石刻、断碑残碣得以重行于世,成为学术上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清道、咸时期,尽管“碑学逐步从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对古代金石资料进行专门研究和阐述书法发展历史及其风格特征的学科” ,但它仍是金石研究必要的补充。此时,金石研究的范围全面拓宽,除钟鼎彝器摩崖碑刻外,其他如钱币、玺印、墓碑、陶器、瓦当等文字载体,均成为金石学家搜集和研究的对象,且趋于全面、系统化。金石学之盛,自此延至清末,取得丰硕成果。19世纪末,考古史上一系列重大发现,为金石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引起世人注目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和西域汉晋简牍残纸文书等的发现,使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增至“殷墟之甲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
金石学者对于文字资料的研究,从字体来看,宋代主要对钟鼎彝器、玺印等上的古文字(主要为金文) 进行摹录、编辑与考释;到清代,承前三代之学发扬光大,除金文外,还涉及到篆、隶、楷书,因而金石研究又有新的突破。从研究目的来看,有的重考证,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陈介祺的《金石文字释》等;有的研究文义例,如黄宗羲的《金石要例》;更有包罗万象有如类书者,如王昶的《金石粹编》。清代许多学者在金文、篆书、隶书及甲骨文等书体研究中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不仅在校勘、保护和传播中国古代典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也影响着书法文化的发展。
二 金石学的成就对书法文化的影响
金石之学确立的过程,除了具有本身的学术功能外,对书法文化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金石学者不仅利用金石研究成果来校勘经史、传播文明,而且从理论上对各种字体的功能与演变作全面的阐释。他们在实践中自觉运用各种字体丰富的形态与结构特征进行艺术创作。大体上说,绝大多数金石学者均为书法艺术园地的躬耕者。他们摒弃晚明的浪漫书风,返朴归真,利用对古文字研究的积淀融入书法创作之中,并在日常生活中追新求异、展示多彩多姿的生活情趣,成为清代“尚朴”书风的倡导者和主流。在书法观念的革新上,由于金石学与碑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二者的影响从一开始就相互融通,由此启发了书法家的思路,促使他们通过对古文字的真实形态的重新认识,形成了异于前代的表现而为尚朴求异、自然存真的书法观念,并在书法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观念。如早期金石学者阎若璩、朱彝尊等人的创作给人以质朴高古之感,这种书风很快替代了明末的浪漫书风。
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碑派书法家群而崛起。金石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书法艺术的本质与功能及源流等重大问题的考察。清儒往往兼碑学家与书法家于一身,他们对秦汉以来碑石文字(如汉隶、楷书) ,非常重视其书法艺术价值。清嘉庆时期,阮元在金石学鼎兴时期把碑学直接引向书法,他的两篇碑学名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重新讨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法源流问题。后有包世臣、康有为将尊碑之学推至高峰。此外还有陈奕禧、何焯、翁方纲、钱泳等,他们或指出篆籀乃至钟鼎文字为中国书法之本,或肯定汉隶古朴天然的美学趣味,或盛誉六朝碑刻的艺术价值,或论唐碑之短长。碑学之盛与影响有如康氏所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在尊碑之风的影响下,书家辈出,翁方纲、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杨守敬等金石学家取法篆隶、融铸北碑,使宋元以来推崇的帖学书风走向末日。其中,何绍基一生崇尚北碑,竭其所能搜购金石器物,碑学理论建树甚富,其书法不断融入其研究成果,于楷、行、篆、隶诸体皆工,堪称清代碑派书法的一个高峰。
作为金石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碑学的成就来源于访碑与尊碑之风,而访碑尊碑之风的兴盛,导致了书刻有文字的古碑碣价值的激增与先前书迹的大量重现。许多书法兼金石学者乐此不疲,对访得的各类书迹视为至宝,赏玩揣摩,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奥赜。其中,即有篆刻学创始人丁敬、文字学家武亿、朝廷大臣潘祖荫等。最为著名者当为钱塘黄易,他一生足踏大半个中国,历尽艰险,每有所获即加以著录和摩拓,不仅使一些罕为人知的古代杰作得以面世,而且为学术界和书法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清代金石学的成就同样与考古成就密不可分。金石研究很大程度上以考古成果作为对象,考古工作也常常以金石研究成果作为指导,二者联系密切、互为影响。考古出土的各年代的器物,其上书刻有文字,对之加以整理、归纳、考释成为金石研究中关于字体流变及书写风格变迁的重要内容,同样为书法创作融入了新的生命力。清乾隆时期就有金石学者开始留意古代文物整理,至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首开考古之风,其后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是陶器、瓦当等古物出土甚丰。随之而来有相关文字的著录与考释,如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刘锷的《铁云藏龟》、宋经畲的《砖文考略》等;二是大量的玺印出土。玺印铸刻有各代文字,形态丰富,各具异趣,引起金石学者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关注。著名玺印收藏家陈介祺辑有《十钟山房印举》、吴大澂集《十六金符斋印存》、桂馥辑有《缪篆分韵》,其中,吴式芬的《封泥考略》收集封泥最富。这些考古与研究成果拓宽了金石学研究领域并导致了清代篆刻学的繁荣。三是古钱币、简牍、缣帛等时有出土,数量不等。这些出土文物或铸有文字,或载有朱、墨书。时代不同者,形态各异。时代相同者,则有风格之别。而材料不同,则又情趣各别。这些文字资料体现出汉字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的旺盛生命力,蕴涵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书法篆刻作为书法文化的特殊类型,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大放异彩。
清中期,随着出土文物数量增多,种类齐全,金石研究不再局限于“金”、“石”了,一些金石学者开始对文字的刻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治印成为他们研究之余的雅事。金石家不必尽能治印,而以治印名家者,莫不从事金石之探讨。书法篆刻成为专门学问与特殊的艺术地位,从此得到奠定。印章的用途从单一的实用目的转变为以艺术鉴赏为主,印信功能弱化,艺术装饰与鉴赏功能加强,且突破了主要由篆书入印的传统。各种字体,字体不同的风格均成为篆刻借鉴取法,或直接摹刻入印,或在笔法、字法、章法变化上推陈出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金石书家,如丁敬、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流派纷呈,争奇斗艳。他们中,或将石鼓文、汉魏碑额及隶书体势笔意与秦小篆融为一体,或金文、小篆兼融,或缪篆化钱币、诏版、碑刻等古器文字入印,或得力于古玺、汉印、封泥,师古善化。总之,书法上的尊碑之尚进而影响了印人对金石气的把握。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书法也从印学实践中找到金石质感和表现方法。“印从书出,书从印出”亦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重要特征。
清末,沉睡地下数千年的甲骨片为金石学者发现并引起后人的重视。有人认为此事出于偶然。然而,如果清代并未出现金石研究学术群体及随之兴盛的尊碑、访碑、考古、收藏之风,被人遗弃或作“龙骨”出售的甲骨残片永远只是一剂“中药”。金石学家王懿荣、刘鹗等对其文字的研究,证实了金石学家的许多猜测,后来甲骨学终于成为金石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随后甲骨文字以其瘦劲古朴的书风与清代“尚朴”书风合二为一,为金石学者所取法,许多金石书家如罗振玉、丁辅之等通过甲骨书风的表现来装扮大清国的余霞。
由于金石学的勃兴,这股金石之风也波及日本、韩国书法界。著名金石书家杨守敬任驻日使团随员期间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万余册,并致力于书法传授,在日本培养了一批宗北碑的新流派。吴大澂、张裕钊等对日本尊碑书风也产生过影响。许多日本书家亲临中国学习书法,亲身感受金石之学。朝鲜“秋史体”的创立者金秋史在中国得到翁方纲、阮元等指教,后致力于金石考据学,取得了很高成就。
三 清代金石学的兴盛与书法文化相关行业的发展
清代金石学的兴盛不仅对书法文化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推动了与书法文化相关的文化发展。
一是收藏业的兴盛。清代对金石的收藏已成为书法艺术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支持。收藏对象和范围包括古代金石器物,先前名家墨迹,善本拓本。收藏者上至清皇命臣,下至民间书手,其中也不乏金石学者。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清初,南、北私人藏者闻知收藏金石有利可图,不惜巨资,求购搜集民间古器书画,盛极一时。清乾嘉时期,皇帝热衷于书画收藏,近乎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方官僚豪绅更是四方罗致,争相献纳。清中期以后,私人收藏家所藏大多已充内府,清初曾盛极当时的藏家纷纷衰落凋零。清后期,新出土的、新发现的铜器碑刻日渐增多且备受重视,因而出现了一大批拥有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甚富的收藏家。在这批收藏家当中,大部分为金石学者,如阮元、张廷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等,这些学者大都精于鉴赏且擅长书法。收藏业的兴盛,一方面保护了珍贵的文物,另一方面促进了书法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并为后世书法研究与创作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是以表现复古理想为主要内容的楹联书法创作盛行。清代是个复古的时代,清皇和命臣对传统文化十分崇仰。这种复古理想常常借助楹联的撰写、匾额的制作等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宫室亭榭、园林名胜饰以楹联、匾额成为时尚,或歌颂文治武功,或寄托经世理想,或寄情寓性。所书楹联、匾额内容不同,则需选择不同的字体和书体。大凡正书、隶书、篆籀端庄肃穆,气势恢宏,最宜匾额。楹联对字体和书体的要求宽些,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清代许多著名金石书家如邓石如、吴大澂、伊秉绶、康有为、吴昌硕等各有所擅,“金石气”甚浓,许多名山大川、宫室殿堂因他们的书迹而名世,一些居室名斋因他们所撰书的联语流芳千古。楹联创作的另一独特的方式是集字楹联兴起。清代金石学者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和书法表现技能,他们可“按需要直接集取古代碑帖原字或前人书作真迹,组合为一幅既能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又能保持原帖书法作品之风貌特色的新楹联。或者从前人碑帖集联相关文字,创作出所需的对联,然后用与原帖相同的字体书写对联。”这两种集字撰联方法有相当的难度,不但需对所集碑帖文字了然于胸,而且得精于书道。我们现在能见到的金文集联、汉碑集联、甲骨文集联等收联语甚富,体现了清代金石学家对传统的书法文化的新创意与新贡献。
（注：文章节选自《南昌大学学报·清代金石学与书法文化》2003年一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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