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1470-1559） 文徵明（1470-1559）行书七言律诗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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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日期：2012-05-14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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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2012春拍
作者 : 文徵明（1470-1559）
年代 : 戊申（1548年）作 明
尺寸 : 34.5×599 cm. 约18.6平尺
创作年代 : 戊申（1548年）作
钤印 : 文徵明印、惟庚寅吾以降、停云、悟言室印 顾文学承之以此卷索书，病懒因循，久而未复。六月之朔，家居稍暇，为录旧作数首。昔欧阳公谓“夏月据案作书，可以消暑忘劳”，区区挥汗运笔，只觉困顿耳。是岁为嘉靖廿又七年戊申，余年七十又九矣。徵明识。
本幅钱谦益（1582-1664）题：文待诏晚年喜书其玉堂入直诸诗，使后人览观不独羡其荣遇而已。其神情暇豫，词气和婉，国家承平盛际，朝野欢娱之象，可想见于尺幅之间。吾辈今日方与二三余黎旧老，相率而效西台之恸，吟冬青之引，矢口触物，皆烦冤噍杀之音。每开此卷，辄为失声罢去。奚止如欧阳公所云“顾瞻玉堂，如在天上者哉！”戊子（1648）长至日，虞山后学钱谦益再拜书。 钤印：虞蒙、钟离乡人、牧翁 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板桥林柏寿季丞定静堂珍藏书画印（1、2印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乾隆卷，6、28页，4印参见同书嘉庆卷，75页，5印参见同书宣统卷，13页，3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弘历》154印，247页 ）
著录 : 1.《石渠宝笈》初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2册938页，上海书店，1988年。 2.《文徵明书画简表》116页，周道振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3.《国宝沉浮录》367页，杨仁恺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 衡山老笔似秋鹰
——文徵明《行书七律》卷赏鉴
金运昌
在古书画收藏、研究领域里，文徵明（1470-1559）乃尽人皆知的“超一流”名头。他是明代长洲（今苏州）人，初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改字徵仲。又以先祖曾居衡山，号衡山居士。他虽享年九十，但一生履历却不复杂，可分三段：
1. 嘉靖二年（1523）之前，在家乡研修，应试。据王世贞《文先生传》介绍，他“于文师故吴少宰宽，于书师故李太仆应祯，于画师故沈周先生”，皆有大成，播誉江南，与祝允明、唐寅、徐贞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唯科场不利，“十试有司，每试辄斥”。
2. 嘉靖二年，五十四岁的文徵明得巡抚吴中的工部尚书李充嗣举荐，入朝应吏部试，特授翰林院待诏，在北京做官三年。由于徵明固有的才情、名望，以及友人林见素、杨升庵等的延誉，徵明在京城颇受重视，经常与朝廷词臣们一起参加皇家的重大典礼、朝会、宴游活动，还时时得到皇帝的丰厚赏赐。他情绪高涨，大量写诗纪录在京见闻。这些诗后来成为他书法创作的常写内容，可见这段生活经历是难忘的。然而不久，朝堂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特别是翰林院同人对他的严重倾轧（如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载，有姚明山、杨方城二人，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都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乃三次上疏乞归，终于嘉靖五年获准致仕还乡。
3. 嘉靖六年后，在家筑“玉磬山房”，杜门隐居，以翰墨自娱。为了晚节清白，他坚决不与藩王、宦官及外国使臣交往。这三类人虽甘辞厚币不能得其片纸。而对于学生、亲友，他很好说话。《文先生传》云：“诸造请户外屦常满，……书生、故人子属、为姻党而窘者，虽强之（作书画），竟日不倦。”于是想要得他作品的贵人，往往“募书生、故人子、姻党，重价购之。以故先生书画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之手，几四十年。”王穉登《吴郡丹青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布售，真赝纵横。一时砚食之士，沾脂疛香，往往自润。”文氏书画 的声望，可以想见。而数百年来，其真伪鉴别，竟成难题！
回顾一下文徵明的生平，对我们研究他的作品十分有利。此《行书七律》卷子，共录自作八题十首：《庆成燕（宴）》二首、《腊日午门赐燕（宴）》、《端午赐扇》、《赐长命彩缕》、《翰林斋宿》、《内直有感》、《冬日下直左掖门眺望》、《致仕出京马上言怀》二首，都是在北京期间的作品。诗的排序很有讲究。以庆成宴打头，所谓庆成宴者，是皇帝完成重大祭祀典礼后的庆祝宴会，隆重热闹自不待言。从作者“花映珍盘出上供”，“日射宫花淑景柔”的描写略可窥知一二；而作者赴宴的心情也是欢乐、感恩的。接下来赐宴、赐扇、赐彩缕三首，亦足见文氏在京时的红火、风光。再后的斋宿等三首，便时露凄凉孤寂之意。如“独拥青绫坐夜阑”，“莲灯垂烬玉堂寒”，“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初寒风动掖垣扉，谁见委蛇下值时”等等。最后言怀二首为辞官后作，已然大彻大悟，其中“白发岂堪供世用，青山自古有闲人”，“玉兰堂下秋风早，幽竹黄花不负余”等名句，常被研究者引述。
书录十诗，选择这样的十首七律，作这样由热到冷，由冷到醒的排序，我以为是鲜明地反映了文氏对自己三年京官生活的总结性看法，和对人生价值的最终选择结果。撇开文学和书法艺术不论，此亦堪称研究文徵明思想、生平的重要史料。
十首诗后，作者并有自识云：“顾文学承之以此卷索书。病懒因循，久而未复。六月之朔，家居稍暇，为录旧作数首。昔欧阳公谓‘夏月据案作书，可以消暑忘劳’，区区挥汗运笔，只觉困顿耳。是岁为嘉靖廿又七年戊申，余年七十又九矣。徵明识。”
老一辈文徵明研究专家周道振先生在所著《文徵明书画简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中著录此件作品时认为：自识言“以此卷索书”的那位“顾文学承之”即顾德育。查有关史料，顾德育为苏州士人，初号少潜，晚称安雅生。他“抱瓮灌蔬，以资朝夕。……尤好读书，得异本，必手抄至数十百册。诗法岑嘉州，字法钟太傅。”（王世贞又说他“书法酷似征仲”。）平素与彭年、陆中行友善，吴人目为“三高”。按彭、陆二人皆曾游于文徵明门下，依此论之，顾德育亦当是文的晚辈学子。文徵明以崇高的声望、七十九岁的高龄，居然能在暑热中孜孜不倦地挥汗为一个“抱瓮灌蔬”的穷后生手书长卷，这足以印证王世贞《文先生传》的记载属实，而文先生的高尚风谊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是应晚辈索求而染翰，录的又是熟悉的自作诗，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因而文徵明此卷的书写状态是“随意”而非“小心”，是“放松”而非“拘谨”。古人所谓“信手偶得”，“不计工拙”，指的正是这种境界。此卷中有直行倾斜之处，有脱字添补之处，有枯墨偏锋之处，也有个别间架失准之处（如第十六行“散”字，十七行“进”字）。但整体的气息是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整体的用笔是提按有度，收放自如，一派炉火纯青的“化境”。前述那些“毛病”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也成了纯任自然、不假修饰的“优点”。一个处处留心、笔笔用意，唯恐出“毛病”的作伪者，是万难臆造出这种“无意于佳乃佳”的作品来的。
对于文徵明的书法，王世贞《艺苑言》的一段评论非常全面：“待诏小楷临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圣教》指唐代怀仁和尚集王羲之行书而刻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为历来习王之圭臬。但其字既经辗转摹勒，难免失神，缺乏活气。文徵明杂取唐宋诸家行草笔法，在《集王圣教》间架结构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了紧凑挺拔、圆转灵动，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的行书自家面貌，世称“文体”。经过后半生不断地研磨锤炼，“加以苍老”，成就了有明一代行书之冠冕。《行书七律》卷为七十九岁所书，正是“人书俱老”之作。我取文氏六十七岁时所书《自书雪诗》卷（见台北故宫版《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六卷），及八十五岁时所书《行书西苑诗》卷（见香港商务、上海科技版《故宫藏文物珍品大系·明代书法卷》）这两件大家公认的真迹与《行书七律》认真比对。结论是：三卷在字形结构、使转习惯、线条力量、运笔速度几个方面都如出一辙。略有区别之处，在于《雪诗》字大，比较豪纵；《西苑诗》字小，且写在乌丝栏中，更为雅饬。《七律》则字形大小适中，气度稳健，精神矍铄，与两岸故宫所藏文氏精品，比肩而无愧色！我用放大镜细观其笔画，虽细如毫发处，亦气力十足，不见懈怠。昔苏东坡评论颜字，有“细筋入骨如秋鹰”之句，借以形容文徵明之老笔，殆不为过！不要说市场上触目皆是的文氏赝作达不到这个水准，即《石渠宝笈》旧藏，有的也难以过关。如台北故宫有丙辰年款《赤壁赋》卷，结构宽缓，笔画及字行间缺少呼应，呆滞乏神；丁酉年款《自书纪行诗》卷，笔力孱弱，布局死板，无衡山英挺之气（均见《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徐邦达先生在其《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中将这二卷列为“待考”之品，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只有通过这样仔细地比较，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真品、精品的妙处。
能够帮助我们确认《行书七律》卷为真迹的，还有一个重要“帮手”钱谦益的题跋。钱跋题于文卷本幅末尾的余纸之上，字迹十分开门，且绝不存在移配问题（与文徵明字写在一张纸上）。跋曰：“文待诏晚年，喜书其玉堂入直诸诗。使后人览观，不独羡其荣遇而已：其神情暇豫，词气和婉，国家承平盛际朝野欢娱之象可想见于尺幅之间。吾辈今日方与二三馀黎旧老，相率而效西台之恸，吟冬青之引。矢口触物，皆烦冤噍杀之音。每开此卷，辄为失声罢去。奚止如欧阳公所云‘顾瞻玉堂如在天上’者哉！戊子长至日，虞山后学钱谦益再拜书。”
此跋的内容主要是借题发挥：以文徵明诗中的承平景象反衬明亡后遗民们的悲惨境遇，发泄对清廷的不满。内中用了南宋遗民谢翱作《登西台恸哭记》悼念文天祥及作《冬青树引》表达忠君之情的典故，当时这在明遗民中很流行。钱氏本人在《跋王原吉梧溪集》一文中又曾说：“谢翱之于亡宋也，《西台》之记，《冬青》之引。”与此跋几乎同一口吻（见《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四）。钱氏这样仇视新朝不是没有缘故的：他本已于顺治二年（1645）降清，并北上就任明史馆副总裁。次年称疾归，就被清廷不断地找麻烦。先是顺治四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被逮，北上入刑部大牢，被柳如是百计救出。顺治五年四月，又因门生黄毓祺反诗案在南京重新入狱，柳如是全力奔走，囚禁四十日才得释放，在苏州拙政园被管制居住。此卷之跋正作于戊子（顺治五年，1648）长至日（即夏至），方出牢狱不久，一肚皮闷气无处发泄之时。跋中所反映的情绪，与史实正合，对研究钱谦益其人颇具价值。
对鉴定文卷而言，钱跋内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每开此卷，辄为失声罢去。”“每开”即“每次打开”，含有“经常打开，多次打开”之意。钱氏既未言此卷是别人求题，或借观于别人；他又能够经常把玩此卷，说明这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藏品。钱氏题跋的时间上距文徵明书卷的时间仅有百年，他收此卷，相当于我们今天收藏一件清末民初法书，在鉴定方面应该是毫不费力的——他可是眼光极高的一流藏书家啊！
钱跋之后又百许年，此卷归清内府，乾隆帝在上面钤盖了“乾隆御览之宝”大方玺，将其收贮于御书房，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钤玺之处就在钱跋右侧，然乾隆帝并未被钱氏的诸多狂悖之言激怒而将其割去，使人不得不服其雅量。卷上还有嘉庆、宣统二帝之玺。“宣统御览之宝”的钤盖时间，应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宝琛等人受命为废帝溥仪鉴定、清点宫中书画之时。而此后不久，此卷即散佚出宫矣。见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记载，解放前，此卷曾经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售出。卷 上“板桥林柏寿季丞定静堂珍藏书画印”一方，应是这期间它的新主人所钤。1997年4月，此卷复现身于香港佳士得公司春拍，以高价成交。
细览此卷，本幅为五张典型的明代洒金笺纸相接而成，总长五米有余。文徵明行书108行684字，钱谦益题跋7行135字，一字不损，神采奕奕。书者、跋者、藏者印鉴13方，朱痕崭然。真似古语所说“如有神物护持者”，令人爱不释手。
拍卖场次 : 中国古代书法（lot 1801-lot 1910）

lot：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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