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 1696年作 仿山樵真迹 立轴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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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8,000,000-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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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据原藏家介绍，此作为苏州大收藏世家—顾家“过云楼”旧藏（苏州“过云楼”是晚清民国历史上蜚声中外的收藏世家，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誉。）此作经沪上著名收藏家孙祖同收藏。
展览：1.百年光华—徐邦达珍藏作品及艺术回顾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
2.“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5月。
李文儒（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徐邦达先生百岁华诞，我们用学术座谈会的方式向徐先生庆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傅熹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先生是我们当前文物界的泰斗，应当说是硕果仅存的文物界最高层次的专家。我觉得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是勤奋，他所写的东西，已经出来7卷了，一共是16卷，这在同代人里没有第二人可以跟他相比。他把鉴定书画提高到学术层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初国务院鉴定委员会到全国各地去做书画鉴定，由于某些原因，徐先生在上海看画的时候中途退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有很多东西如果经过徐先生的严格筛选还会更好，这是不应该有的损失，但是徐先生通过大量著作，实际上把这些损失弥补过来了，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找到故宫的同志，故宫说他不去看可以，但他不能退出书画鉴定。这说明徐先生书画鉴定的权威性。
薄松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我是做美术史的，书画鉴定是美术史的基础，我也是享受着徐先生和启功先生的成果。在1960年到1962年美术史系的书画鉴定课，由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讲，徐邦达先生讲的时间最长，从魏晋一直讲到清代，每次都带了一些材料，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美术史专业人才，今天都是专家了。
另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徐先生做学问的刻苦严谨，我经常到古器物部看书，每次都看到徐先生在翻古文献，那时候没有空调，环境相当差。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记得徐先生在中央美术史系给我们讲书画鉴定课，屈指算来已过去了六十多年。徐先生为我们国家文博工作做出很多贡献，徐老最主要成就是书画鉴定，在海内外同行心目中，他是各位鉴定老先生里面最专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充分代表我们国家，围棋讲国手，足球讲国脚，鉴定学就是眼学，应该把徐老称之为国眼。因此，徐先生的艺术馆在海宁成立的时候，我送了四字贺词“目击道存”。
徐先生不仅是书画鉴定大家，更是书画鉴定的学问家，他对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有重要建树，对学术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20世纪是书画鉴定作为现代学科确立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以来，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张珩先生的《怎样鉴定书画》，这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去世后根据他的讲课资料整理的；另外就是徐老《古书画鉴定概论》，是他自己精心写的，把自古以来的个人经验都纳入到一种体系里面去，集古之大成。在书画鉴定上引进考古类型学的办法，这是徐先生最早实践提出来的，他把可信的真迹作为依据，从用笔用墨入手，包括一些重要的书画家不同时期的标准，用来作为鉴定的比较基础。最早在1956年北大的考古训练班，就是讲鉴定的样板，这是开始，到1962年给中央美术史学生上课是进一步丰富细化，两次都讲书画的源流和样板，后来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绘画史图录》里。
徐先生的鉴定，关注的主要方面是书画本身，次要是本人和他人的题跋、纸卷材料等等，把笔墨确定为鉴定的最主要依据，这是张珩先生没有专门特殊强调的。徐先生深化了张珩先生提出来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通过看作品，把握它的形式风格，用比较的方法确定一件作品。还有考定，是要查阅文献的，作相关内容细节的一些考证，增加鉴定研究的说服力，作出鉴定上的论断。这就是《古书画过眼要录》。不但汇集有关文献，而且最后有自己的结论，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作品，开展进一步研究。
徐先生也是美术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用被苏联解释过的文艺理论，阐述美术史的发展演变、美术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徐先生给我们讲鉴定课，强调对书画本身的脉络掌握是最关键最根本的，认为当代画家应该更多地继承笔墨，使我们摆脱对美术的简单化的理解，他把书画流派的内在联系搞得非常清楚，传授给我们后一代。徐先生考证了很多书画家的生平传记，还有生平事实等等。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不少美术史文章，这不是空洞讲理论，是结合作品发表见解。徐先生书画也是自成一家，他临摹了很多家，掌握了笔墨中的奥妙。
徐先生治学严肃、系统，不固执，不断丰富完善他的见解，修订他的看法。作为一个泰山北斗真正权威的鉴定家，徐先生除了勤奋，还不断地完善自己，对我们后学都是很大的教育。
雷振芳（荣宝斋艺术总监）：荣宝斋在20世纪60年代收购一件仇英的水墨人物，请徐先生来看。他当场说不对，但晚上又打电话给我，说是自己看错了，因为上海博物馆有一件类似的，但背景不一样。他们那件是柳树，我们那件是松树。徐先生治学严谨，敢于否定自己。
张子宁（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沙可乐美术馆中国书画部主任）：1985年，国内有一个鉴定小组来到美国纽约大都会，我跟着老先生一路看画，一共走了三个礼拜，看了六七百幅画，薛永年先生每天都做记录，把它写成《访美书画录》，这本记录一直没有发表，但是我知道有影印本在各地流传。我之所以提起这个书画录，是薛教授每天晚上整理笔记以后，第二天给徐老看，徐老还要看一遍再批，有影印本的同志都可以看到有徐老的更正。
后来，美国拍卖行卖出一幅赵孟頫的画，我给他寄出影印本，他后来给我回信说是假的，过了几天他又回信说对画还是存疑，又过了几天，他说这几天我反复研究这个影印本，觉得有真迹可能。五天里面三封信，从绝对是假的，到存疑，到有真的可能。他的认真让人很尊重。
郑珉中（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当初溥仪在故宫以赏赐为名，把有名的书画散失出去好多，紧跟着文物南迁，这样故宫本身的书画剩得很少了，解放以前故宫的书画陈列都是零零散散的，不能成为一个体系。解放以后在郑振铎局长的努力下，向国家争取了很多经费，一个方面把溥仪散失出去的画尽量收集回来，另外一方面把名收藏家的收藏征集过来，主管就是徐邦达先生。为了集中这些东西，当时开了一个绘画馆，许多老画旧了，背后都裂了，要继续陈列，就容易损伤画芯，哪些修，如何修，由徐邦达先生来负责指导。同时，郑局长就在策划绘画馆的陈列。目的是要在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故宫的绘画馆开馆。虽然房子有了，但是绘画的陈列条件还差很多。这给徐先生带来了很多麻烦，画的具体位置、编排，搁下搁不下，在平面图上他都要过目。在徐先生确定了整个陈列以后，我们把它实现了，搞了两个通宵，在政协闭幕会那一天我们胜利完成这个工作。这个工作里尽力最多，最主要的是徐邦达先生。这是故宫博物院绘画室的第一次陈列，老故宫解放以前没有人搞过。
杨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徐先生90岁的时候，《文物报》社约我写稿，后来我写了一个题目叫做《跟随徐邦达先生学鉴定》在《文物报》连载。但是这个编辑有意思，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他说徐先生这么长寿有没有什么秘诀，我就很伤脑筋，徐先生教我鉴定没有教我怎么长寿，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徐夫人了，徐夫人说他有什么长寿秘诀，就四个字“没心没肺”。
滕芳（徐邦达夫人）：他连钱都不认识，名利他不在乎，他心理非常干净，这才是他长寿的秘诀。他没有名利的概念，他从来不争。
杨新：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写过徐邦达先生传，我说徐邦达先生不懂人情世故，鉴定恰恰有人情世故，他从事鉴定工作排除了很多干扰的因素，他就是一门心思搞鉴定。徐先生最大的贡献是，把书画鉴定由一种经验变成一种科学。因为书画鉴定过去不算是一门学问，书画鉴定没有成为单独的一门。后来请张珩先生讲课，变成科学体系，能够传授，能够讲解，能够有后学，带动一帮人，张珩先生去世，把工作给了给了徐先生，徐先生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徐先生的套书是整个体系，不是单个方面的鉴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这包括很多方面。
另外一个他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他就喜欢这个，要他不干不可能。我记得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到他家里看过他一次，徐先生正在翻一本书画图录，徐先生九十多岁了，书一本一本翻，一本一本看，看完了在旁边记。徐先生跟我讲，这张真好，那张有问题，那张值得研究，最后讲了一句话，我终生难忘，他讲，以前搞鉴定是虚心，现在是心虚。这个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在书画鉴定上不要迷信古人，不要迷信原有的记录，这个东西里面有好多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
萧燕翼（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我是1973年到院里来的，徐先生在搞古书画考证，我们大家学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谈到笔性这个问题，他把他的笔性作为例子，说得很清楚。像有的画家经常用新笔，如果用枯笔的作品跟其他作品比颜色就要差一些。到今天为止我们每走一步，每做一个题目，徐先生的书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
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古代书画收藏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都没有权威专家进行过系统的鉴定、整理。这里有很多历史原因，最早书画都在清宫，由乾隆皇帝把持着，鉴定家很难有发言权，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1925年开始逐步举办历代书画展览，也出版了《故宫周刊》、《故宫旬刊》，学术界对它产生兴趣，在对它进行鉴定的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后来文物南迁，这个工作不得不停止，后来也举办过清宫藏的书法展，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很难对书画藏品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之后就是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陆安定下来了，可以对大陆的这批书画系统地进行鉴定研究。徐邦达先生的意义充分体现出来了。在这个之前，日本的、中国的美术史家已经撰写了多种版本的中国绘画史和中国美术史、艺术史，这里面有很多是探讨性的成果，唯一的缺憾就是对中国古代书画还没有进行鉴定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艺术史的各种版本了，不得不说这是在学术发展的一个不顺。徐邦达先生这一批书画鉴定家逐步完成对书画的鉴定，我想对艺术史教科书以及对艺术史专著的编写都是极大的促进。
丁羲元（上海美术馆原副馆长）：徐老对国家的文物，各方面看到的都随时记着，很认真。有一次我跟他反映，沈周的《西山观雨图》在溥仪逃走的时候被两个卫兵拿去分了，一个人拿画的前半部分，后来收到故宫了。另一个人拿的后面的题跋被东北大学于校长买去，后来带到美国，卖给了一个美国医生，我刚好认识这个人。徐老让我想办法找一下，看看图片，能不能动员他，把这个给故宫。我动员了三五年，后来他同意了，我把这个拿过来，经过院方审查，也给徐老看了，故宫接收，听说已经裱在一起了。
聂崇正（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我经历了徐先生一段很小的事情，1972年，***接见日本首相田中，送了一个帖给他。这作为重要消息发布了，在办公室突然听说徐先生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是“***”还如火如荼的时候，徐先生说***送一个假的东西给田中，这个罪名要是扣在徐先生上一扣一个准，好在我们书画部没有坏人，没有去举报的。徐先生是一个真诚的人。徐先生在鉴定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根据不说，他绝对不会蒙你。
单国霖（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徐老对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很支持的。1979年徐老到我们上海博物馆去鉴定，把库房的画拿出来，看了一个多月，我当时是书画组的组长，一直陪在旁边，我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看的过程中，徐先生是很直率的，他对我们的画很真诚地提出意见。比较突出的是文徵明的画，我记得很清楚徐先生说这不是文徵明的。这要是不对的话就牵涉到一系列的画，而以前我们认定它是真的，而且是一级品。有一天徐老看画看到了唐寅的，说这张吃不准，这说明他很坦率。对我们博物馆藏品进行鉴定，我们认真思考鉴定组专家的意见，特别是思考了徐先生、启功先生的。鉴定分北派和南派，我们上海博物馆对北派意见更重视。我们把这些意见认真梳理了，尽量拿东西来对比。后来我们跟谢（稚柳）老解释，谢老认为徐先生是对的，谢老也善于改正这方面的见解。这些是故宫同志都不知道的。很多意见我们都采纳了徐先生的。
徐先生对我们馆藏明代作品，看到了明前的，就不来了。之后他又给我打过电话，说这个工作要继续下去，后来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徐先生对我们收的作品给予很大的支持，我们有几件作品收购，来征求老一辈鉴定家的意见。我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拿过来让徐先生看，他找根据告诉你哪些地方有问题。他在上海的时候，我把一件沈周的作品拿去给他看，前面有画后面有字的。他说不错的，画也不错，字也不错。我们准备收过来。过几天他给我写信，他说我仔细看了看这个画不好。后来我们就没有买。这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徐老在鉴定上不光是理论和方法，他的鉴定态度极其真诚，是对学术的负责。徐老和谢老在学术上会有点不同的看法，作为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人，他们还有仁义的精神，谢老说过想请徐邦达写点东西，后来我就跟徐老打电话，徐老说来吧。徐老为人很直率。
单国强（故宫博物院原陈列部主任）：我有一次机会很荣幸单独陪徐先生在广东博物馆和美术馆看了一个多月的画，天天陪着他看，受益匪浅。开始的时候他来定，他说真的我怎么看怎么像真的，他说假的，我怎么看怎么像假的，自己没有感觉。有一次在广东省博物馆看到一幅陈道复的《平安富贵图》，拉开一看这个字写得好，再看下面是花瓶、牡丹，徐老说这不是他画的，我说你不是说字写得很好吗？徐老说是他儿子代笔的。第二天刚好看到陈道复的东西。我就很佩服徐老，看到以后就知道这是代笔的。还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有一次我的朋友带了吴昌硕的作品来看，后来拿到徐先生那儿看，看一下印章，有两个印章找不着，说这个不敢定，说要把这两个印章找到了，结果找到了。第二次请他看，他仔细对了对，说没错，我说那这是不是真的了，他说那不能说，说这色彩还是有问题。后来我可能找到了徐书城，第三次带给徐先生看，徐先生仔细看了看，他突然说了，20世纪30年代看过这个东西，当时比较浓艳的，现在这个东西重新裱了，重新洗了以后把很多色洗掉了，这东西还是真的。徐先生最后认定这个东西是真的。我非常佩服徐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点疑问总要找出原因，特别是对印章。所以到后来，我对印章也不看一下就定了，印章是辅助依据，这只是真假里面的一个证据。
萧平（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我觉得支撑徐先生一生的就是他对中国艺术、中国书画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可以废寝忘食，什么都不顾，他的动力来源就是这个，他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保护者，诗文、书画、历史他都十分通。
徐先生是不讲假话的，1984年在合肥的一个研讨会上，博物馆有一些展览，我们吃饭的时候走来走去看，我中间看到一件石涛的画，我觉得有问题，那天我跟徐先生吃饭，吃饭的时候请他看，有阳光折射到画上，他说：“画得不好，不一定假吧。”我说那我就不把它当假的了，也许我的判断有问题。到傍晚的时候他跟我讲，刚才阳光不折射以后我又去看了，你讲的是对的，那个是假的。
还有一次故宫博物院搞过一次真假画展览，他说我跟你一起看，看到中间有一张沈周的画，画得比较工整，沈周大画集里面印出来了。徐先生跟我讲，这张画是20世纪60年代他去把它买回来的，当时定为一级藏品，好东西，后来越看越觉得有问题，尤其那个字，现在我们把它定下来是仿品。我觉得这个精神太可贵了，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讲自己买错东西，而且是这个学生完全不知底细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少有的。
南京博物院有一张黄公望的，左下角大概有五分之一是没有了，是徐先生补的，浑然一体。徐先生早年摹画，带有文人写意的画能够摹到形神兼备，很了不起。他对每一个画家笔墨，亲手摹过以后特别加深印象，比一般看还要深，我觉得徐先生在鉴定上的成功跟这个有关系。有人讲他的画是不是全部是摹的，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画过一批画，各处写真，我亲自陪他到南京燕子矶、东山，回来以后画了画，画得非常合理，笔墨组织非常到位。
最后讲一个关于笔性的问题，中国画的鉴定和西洋画的鉴定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画注重笔墨，笔墨是根本，鉴定中国画如果不懂笔墨不行，笔性就是笔墨的性格，笔墨也有性格，每个画家笔墨是不同的，笔墨的性格才是鉴定中国画最重要的一点。2000年拍卖有一张王原祁的画，我看了以后非常欣赏，想买，当时标价只有7万到8万，我下午就到徐先生家里，带着图录给徐先生看，问这张画怎么样，徐先生看了不开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腾芳说这张画你老师想买，你怎么跟他抢呢？结果这张画举到74万，他买了回去。第二年春天，我们见面第一句是：“我的画裱好了，看了没有？”后来挂出来，看的时候他跟我讲，这就是中国的印象派。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徐先生研究中国书画也是着眼于世界的，对西洋绘画有相当了解。西方的印象派，尤其是后期印象派的绘画，是主观的东西，不是完全客观的东西。中国画从形态上讲是半抽象的，尤其是文人的写意画，这也是徐先生讲的。
许忠陵（故宫博物院原陈列部绘画组组长）：绘画馆的筹建和后来的发展和徐先生是完全分不开的。绘画馆是1953年11月份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绘画展共计展出500多件作品，宋元作品160件，轰动很大，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江苏以及东北地区，很多人都专程赶来参观绘画，《人民日报》当时一整版篇幅专门介绍绘画，文物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专辑，我记得里面是徐先生、启功等人的文章。在这么大一个展览过程当中，挑选展品、安排展品的顺序和整个文字说明，前言说明和小段说明，这些工作是徐先生一个人筹办的、撰写的，整个过程，我们只是跟着徐先生打打下手。
绘画馆成立以后每年展出历代名画，在很长时间之内，这些工作都是由徐先生亲自来做，亲自来规划，亲自来挑选展品，安排展品。经过若干年以后，组里的同志在徐先生的指导帮助下，逐渐熟悉了业务，这些工作由大家来做，徐先生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面，但是我们做完了以后，撰写的说明最后也要经过徐先生的审查核实。所以从绘画馆的创建，开放以及到绘画馆每年办的各种各样的展览，都是和徐先生分不开的。
杨臣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我是1956年到陈列部书画组的，到了就和徐先生在一起，当时我二十多岁，什么也不懂，但是我非常喜爱，徐先生看了我喜爱，就经常拉着我给他打下手，帮助他做记录，当时感觉非常幸运，跟徐先生在一起，我一抬头就可以问他。1959年的时候，因为两个部要合并，书画库缺人。徐先生说你要深入了解书画，必须到库房干10年20年，你要做有心人，不能放过任何机会来学习，来锻炼自己的眼。徐先生这个教导，对我来说终身受用，后来我教育我的女儿也是这样，我女儿考进故宫征求我的意见，陈列部不要去，研究室不要去，你到库房去，你就是看画，不要放过任何机会。徐先生心胸非常开阔，他的眼界放得很宽，不光盯着故宫，也不光盯着某一个单位，全世界他都要关照，他并不是单纯在那儿搞技术方面的鉴定，他是在进行研究，进行开拓性研究。我认为他是集古今之大成，是超越古今的。对待古代的一些著录，对待古代人的一些评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不正确的他否定，另外提出自己的。比如《石渠宝笈》用了72年编的这一部书，它把一些假东西选进去了，徐先生对每一件东西有什么看法，哪件东西是真是假，都有简单的注解。这给我们以后书画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也问过他，我说你对古代书画了解这么深为什么不写美术史呢？他说他现在不能写，现在他要做后勤工作，为美术史界，为美术理论界做后勤工作，这个后勤工作做好了再说。他这几部书《古书画过眼要录》就是为研究打基础的工作，没有这个后勤工作，美术史是没法写的。我们有一些美术史、绘画史就把假的当真的了。
徐先生虚怀若谷。我们在看画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学生不能一步一步跟老师走，要提出相反的意见，不能提出相反意见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跟徐先生出去看画过程当中，有时候徐先生先让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说对了，徐先生加以鼓励；哪些地方说不全面，给你补充；有些地方看不对的，就指出你这个看法不对，偏颇。比如说我们在苏州看了一件文徵明的书法扇，当时我说这个东西不对，“你为什么说不对？”“他写得不好。”他说，写得不好不等于假，扇子纸又光滑，又有棱角，不太好写的，从笔法看这绝对是文徵明的真迹，对待不好的东西要好好推敲，不要忙下结论。
我们在库房工作的时候，有一件沈周的《西山图》，用笔很豪放，一开始定的是一级乙，作为珍品对待的，后来徐先生进来，我说徐先生你看看，这个沈周怎么和别的不太一样？用笔格调怎么不太一致？怎么显得这么粗？徐先生说这个东西确实有问题了，这个就打了一个问号，从一级乙变成了打一个问号，后来又进去看，他说这个东西大部分是别人画的，唯独芭蕉和石头这些地方是沈周自己画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徐先生对别人的意见，他非常认真去研究。但是有一样，他认定的东西，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服不了他，比如徐渭的《青天歌》是出土文物，是乾隆时期一个官员墓出土的。出土文物不一定是真迹，根据它的用笔结构笔法特点，徐先生认为这是假的，虽然是出土的东西，徐先生很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先生的书画功力非常深厚，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后来被当成一个笑话了。在苏州看画，第一次看画打开一个墨笔山水，打开一半徐先生不看了，后来我打开看了一看，第二次跟着鉴定组看，徐先生没有去，这件东西一打开，几位老先生说这是一级品，当时陈馆长说话了，说这件东西是有问题的，几位老先生说这没有问题，陈馆长说这件东西是徐邦达画的，我们馆的钱庸先生在吴湖帆家曾亲眼看见徐邦达画的。这并不是说几位老先生的眼力不行，是说明徐先生临古的功力了得。如果他没有这个功力，在书画鉴定上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他经常说你们要亲自动笔，亲自写，亲自画，这样你才能对书画家有深入的了解，写画一遍，等于你打开看十遍。我们基本上按照徐先生的教诲，经常画一画，但不是为了当画家，也不是为了当书法家，就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书画鉴定去做的。
我们跟徐先生白天看画，晚上住在一个屋里，当时叫过电影，什么叫过电影呢？就是回忆白天看什么了，有哪些重要的东西。对一些不理解的东西，他跟我们一块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长知识。我们跟徐先生学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今天能够在书画方面有一点点微小成就都是得益于徐先生的教导。徐先生教育我们，搞这一行要干一辈子学一辈子，这个行当里面没有绝对的权威，你以前看过的东西，认为是真的，过若干年以后，资料充足了，也许你认为它是假的，你原来认为它是假东西，它可能是真的。我们故宫原来很多东西定的是假的，后来恢复了名誉。
另外，徐先生注意从其它方面去学习，比如说他对纸张不太了解，而纸张与我们鉴定中断代的关系非常大。潘吉星先生是专门研究古纸的，他就把潘先生请到绘画组来了，一块把《中秋帖》、《五牛图》等等都提出来，让潘吉星先生观察。最后《中秋帖》就是经过潘吉星先生观察，向潘先生请教以后，徐先生给它下一个结论，认为这件东西是米芾临的，就是因为这个纸是竹子做的纸。苏轼有一段记载，金人以竹为纸，东晋时候的王羲之不可能拿宋朝的纸写字的。而此前《中秋帖》一直相传是王献之写的。徐先生告诉我们要活到老学我们跟着徐先生出去这几年，1978年春天开始到南京、到上海、青岛、湖南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青岛处理品里抢救了11件作品，怀素《十一帖》是后来徐先生在文物上发表的。还有在云南抢救了两件好东西，一件是黄公望的作品，一件是郭熙的山水。
王连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大家都讲到先生的不懂世故，先生不是不懂事故，他不说，他心理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不愿意违心说假话。徐先生世故不能缠其心，杂物不能烦其命。也只有这样的性情中人才能完成这样巨大的一个集大成的工作。
陶启匀（苏州博物馆书画专家）：1980年徐先生到苏州博物馆，我跟他第一次认识，陪他看了半天画，当时作为一个小青年，我极力想表现自己，把我们博物馆的画，好的坏的都说给徐先生听，当时想徐先生是不是给我一些忠告，我应该看什么书，当时书很少。徐先生最后握握手就走了。一年后，有一天我们博物馆领导来找我，他说：“在徐先生回到北京以后，就给我们博物馆写了一封信，他说他愿意收你作为他的学生，希望你去北京故宫实习，因为我们博物馆没有人手，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现在一年过了，我们博物馆调来一个南京博物院的同志，所以你现在可以跟徐先生联系。”我听了就火了起来，怎么整整瞒我一年。我马上给徐先生写了一封信，徐先生说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就这样荣幸地到了故宫，在三年的时间里，徐先生对我关心有加，说起来叫人都要哭的，我住在故宫宿舍里，他说你在宿舍里，你是南方人，吃得不好，营养不好，他弄了菜放在茶缸里，让我带回宿舍吃。
在学习过程中间，徐先生可以带两个学生参加全国古书画鉴定小组，他带了我这个外地学生去，没有带故宫博物院的学生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徐先生对我的厚爱。后来当我要离开，徐先生就跟我说，你现在可以暂时回苏州博物馆，参加全国古书画循环鉴定组。又把我介绍给方闻，到普林斯顿读书。可是我没有这个福分，我得了肝病，病倒十年。徐先生对我的关心，表现了他对整个文博界接班人的关心，他是从全局来考虑文博的，不是狭隘的“故宫主义”。我不是身在故宫，而是在外地不大博物馆中间担任起一个中坚力量，这都是源自徐先生的恩泽。
节选自 郑寒白先生
笔力扛鼎神韵浑化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王健
此幅乃王原祁康熙丙子（1696）年所作，时王原祁55岁。画中苍松峻岭，飞瀑如练，从山腰直泻而下；山居邻舍，隐现山坳中。如其款题所言，乃追法“元四家”之一王蒙的笔意。主峰造型、画法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王蒙《青卞隐居图》的主峰极为相似；松树的造型、取姿、画法则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另一幅《春山读书图》非常相近。山石以牛毛皴为主，间以解索皴，干笔淡墨，由疏而密，由淡而浓，反复皴擦；用笔变化丰富，繁而不乱；浓墨点苔，莽莽苍苍，离披点画，郁郁葱葱。不过该作虽言拟古，但并非完全拘于形似，而是将其对王蒙作品的理解重新诠释，无论构图、笔墨都显得浑然一体，意韵天成。
王原祁早年随其祖父王时敏学画，后受王鉴指教。与王时敏、王鉴两位前辈一样，他也致力于摹古，上以董、巨为宗，下以元人为法，故渊源有自，他喜用干笔，层层皴擦，笔力沉着。中年后，渐从摹古中脱化而出，能熟练运用、融合古人图式、笔墨，写自家丘壑，形成笔墨醇厚，浑厚华滋，郁然深秀的面貌特色。
“四王”的绘画在有清一代乃至民初的画坛影响巨大，被称为正宗。但自1918年初刊载于北平《新青年》上***的一篇名为《美术革命——答吕澄》的文章开始，国内理论界对“四王”的抨击持续了近大半个世纪。显然，***“革王画的命”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①。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理论界才开始对“四王”予以深入研究，并举办了“四王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四王”的艺术成就再一次得到客观的认识。
王原祁曾在《秋山晴爽图》卷自题到：“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笔端金刚杵，在脱尽习气。”显示出他对自己作品的自信。“熟而不甜，生而不涩，淡而厚，实而清”等笔墨辩证法则和笔墨之美在其画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正如当代学者所言，王原祁恰恰是“把传统——结构——笔墨作为创作的法则，把对传统的领悟和传统因素融会在自己笔墨和结构中，形成了富于个性创造的笔墨效果。”
款题中的幼芬是王原祁的弟弟，王时敏之孙，王掞之子王奕清。王奕清字幼芬，号拙园。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选庶吉士，历官詹事府詹事。代父赴军，历驻忒斯、阿达拖罗海。雍正四年（1726），世宗又谓奕清与弟奕鸿谄附年羹荛，命赴阿尔泰军前效力。乾隆初，召还，寻乞假葬父，后卒。善书，工绘事。
本幅左侧有“虚静斋书画记”一印。虚静斋，是沪上著名收藏家孙祖同的斋室名。孙祖同，字伯绳，号破梦居士，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原籍浙江山阴②。孙氏以鉴藏书画名盛一时，曾有《虚静斋藏画集》刊印行世。他与书画鉴赏家吴湖帆、徐邦达等均有往来，在吴湖帆的日记中也经常可以见到他的名字。孙氏后痴情善本书，斥字画购古籍善本，有《虚静斋宋元明本书目》传世。
此幅裱边有徐老边跋。孙伯绳为先生故友，亦足见此幅流传踪迹。
①但在画坛中，那些对传统有着深入研究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而是以能否欣赏“王画”作为评判是否懂中国画的标准。如享誉海内外的鉴藏大家吴湖帆在1937年3月3日的日记中就写到：“……麓台画就国内画家尚不识其妙者居大半……”
②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孙伯绳致陈隆恪诗及其他》一文对其家世、交友介绍较详，参见《南方都市报•副刊•历史》2010年3月25日张求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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