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 郎廷极制白釉模印梵文种子字小尊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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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500,000-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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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来源：欧洲私人收藏
郎窑，为时任江西巡抚郎廷极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奉命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烧造贺寿御瓷而设立，期间兼以烧造摹仿明代宣成二窑水平高超而着称。郎窑之主人——郎廷极（图一），字紫衡，号北轩，盛京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家世显赫，隶镶黄旗汉军籍。郎氏19岁即以门荫授江宁同知，后荐升云南顺宁知府，并先后为官福建、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由浙江布政使升江西巡抚，驻南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兼任两江总督，调驻江宁（南京）。同年十月，郎氏出任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三年后（1715年）卒于任内。 郎窑发生在郎氏出任江西巡抚的八年任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其作品设计精妙，制作考究，摹古成就显赫，成为康熙一朝继“臧窑”之后又一辉煌之创举。对其摹古水平，时人刘廷玑《在园杂记》“卷四”曰赞叹“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关于郎氏与郎窑的具体情况、考证请参阅黄清华先生《郎窑与康熙官窑关系考释》一文，见《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页18-29）
郎窑除了为公烧造贺寿御瓷与摹古宣成窑器以外，尚有设计烧造署写“御赐纯一堂”款之私物，流传至今见青花、斗彩翠竹丹凤纹斗笠碗、霁蓝釉碗、模印饕餮纹三足炉等十数件，由于前后烧造时间不过三年，存世数量罕少，故而目前对郎窑私物之了解极为有限，而本品则是新近发现一款非常重要的郎窑私物，为我们窥知郎窑私物之面貌提供极为难得的新资料。
本品为传世未见之孤品，小巧别致，线条优美，成型考究，腹部上下各突出一道扁平弦线，为含蓄素雅的造型平添变化之美，弦线之内则为一圈璎珞纹，其下为种子文装饰，疏朗清新，若隐若现。釉色莹白犹如凝脂，气息高贵，脱俗不凡。底部青花双圈内以长方倭角双框围饰“御赐纯一堂”楷书款，结构为“T”形布局。
依据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二人之考证，“纯一堂”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之际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因是皇帝赏赐，故署以“御赐”二字，以示恩宠。《江西通志》记载：“……四十六年四月御书赐巡抚郎廷极‘布泽西江’匾额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会洽鄱湖澍雨多’。廷极并将四十二年为浙藩时御赐‘纯一堂’及‘清慎’二字皆钩摹悬诸厅事。”故“御赐纯一堂”款的使用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自此“御赐纯一堂”成为郎氏最为荣耀之身份象征，并篆刻为章，与翰墨相随，郎窑设立之后，又在郎氏自治瓷器之中开始使用。
根据现存实物可知，与本品写款式样相同的郎窑私物主要为翠竹丹凤纹斗笠碗，见有青花与斗彩二类，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亦见数例为私人收藏。细察彼此写款，发现本品的写款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郎窑青花丹凤翠竹图斗笠式茶碗”最为接近。首先，在形式上一致，两者都是长方倭角双框写款；第二，“纯”字最上面的笔划“一”是平写的，而且显得短小（图二），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郎窑斗彩丹凤翠竹图斗笠式茶碗”为长方形双框写款，“纯”字最上面的笔划“一”则是写成“丿”（图三）；第三，故宫藏品的款式方框内空间稍见宽敞，而本品与文物馆藏品则显得紧促，可见郎窑写款至少存在两种风格，故本品之式样仍没有游离其外，诚属所依有据，与文物馆藏品之写款应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今人对当年郎窑私物的烧制情况当然无法猜测，如需进一步了解必须不要仅固于既有的认识去发现新材料。例如郎窑私物之前仅见“御赐纯一堂”和“御赐纯一堂、大清康熙年制”二款合一两种式样，但2010年9月出土于淮安河下古镇漕运总督府旧址西北隅的“粉青釉剔刻饕餮纹出戟三足鼎式残炉”底款则为“御赐纯一堂藏”，亦为此前未所经见（梁氏正观堂藏品，见前引书第108页，Ⅲ-2）。该器应为郎氏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赴任漕运总督后带去，写款颇为独特，造型、纹饰与色釉皆是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了解郎窑私物的多样性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参考，所以我们对郎窑私物必须报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去发现。
本品与上述粉青残炉一样属于郎窑私物的孤品，至今未见同类出现，由此启迪我们，郎窑私物当中的琢器（瓶、罐、尊、炉之类）作为陈设观赏之用，属于文人雅玩之列，最忌相同之作，不会重复烧造，与杯、碗类必须成套使用的目的不同，故而使用功能已经决定其生产性质与数量。本品是为近年新发现的重要材料，进一步得以丰富郎窑私物之内涵，所具之学术价值极高，其等级毫不亚于雍干督陶官唐英之私物。郎氏本人嗜古成性，深谙艺事，郎窑私物最能体现其艺术审美品味，故而研究与诠释本品必将为世人展现出郎氏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
（黄清华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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