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 剔红神仙故事盖盒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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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800,000-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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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大明永乐年制」款
盖盒为圆形，呈蔗段式，通体髹朱漆，盖面衬天、地、水三种锦纹，其上压雕图景。岩峦逶迤，双松倚立，针鬣分明，其间有亭阁松石，庭院中二老者相对坐于松下，促膝交谈，庭院间随侍有童子三人，手捧托盘而立，其一人目视前方，似在观赏停驻歇憩的瑞鹤，意境深幽。盒外壁黄漆素地雕饰缠枝花卉，有牡丹、石榴、莲花、栀子、茶花、菊花等仰俯花卉纹，工艺精湛。盒内及器底均髹褐色漆，底部左侧一隅针划“大明永乐年制”楷书款。
盒面所雕人物穿着宽大袍服，其中一人头戴高巾（帽），样式上与宋代流行的东坡巾形有相似之处。东坡巾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中尤受喜尚，以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的名字命名，又曰“乌角巾”，造型方正，有四墙，并且墙外有墙，角较锐利，明代王圻所著《三才图会·衣服一卷》记载东坡巾“前后左右各有四墙，着之则角界在两眉间”，明代绘画中多以这种高巾来描绘古代隐逸人物。
此盒图案中停憩的瑞鹤亦不容忽视，鹤在中国古代被誉为“仙鹤”、“一品鸟”，以鸣声嘹亮、双栖双宿、行止有君子之风而受到古人喜爱，被誉为羽族之长并笼罩上神秘色彩。古人认为鹤的特性为鸣声嘹亮，行规步矩，俨然君子，堪比才俊。因此鹤曾被比喻为贤能之士，古时招聘贤士的诏书谓之“鹤板”。明清时期，文官一品官服上标志品级的补子纹样均为仙鹤。本品描绘了一幅闲云野鹤般的高士生活之景，反映了古代文人的心理需求，是封建社会仕官道路的真实写照。
大雅无拙
—宋代传统影响下的明代文人美学

回望两宋，不禁感喟“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中国历史美学发展之巅峰当属宋朝。宋代极其重视文人士大夫的年代；尤徽宗一朝为最，文学、美学被推到一个发展的极致。从而显落于文人，甚至于宫廷对其用器、赏玩之器的审美要求之上。瓷器发展到宋代，从生产的规模、品种、制作工艺等无论方面，无疑都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和繁荣的时期。宋代造型以简约、自然、圆润、精致为主，追求一种平淡、雅致、和谐的艺术风格，更多的透射出宋代内在含蓄的时代艺术审美精神和文化内涵。恰恰反映出了宋代瓷器在造型、釉色和装饰都富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文人气质”，这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宋代瓷器造型的成熟而又稳重的表现，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对瓷器造型的影响。这也使瓷器成为该时代的形象代表，标志着制瓷艺术的极高水平和艺术境界。就这样，宋代文人与明代文人之气，竟在百年之后不谋而合了。
明灭蒙元，复兴华夏文化传统，出现了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明王朝重新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汉室政权，之后又恢复古礼，重新回归到自唐、宋以来的传统儒家轨道上来，并创造出了“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辉煌成就。就美学而言，由元代到明代最重要改变是人，人的文化心态。在审美意象上不再是长河落日、匹马单弓，而是庭院深深、飞红落英。明代已不见了大漠风尘的生活经历和冲动、欲望、激情，而是在浅斟低酌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人生价值不是在马上取，而是在书斋、园林或闺房中得。这一经过了元代百年少数民族在马背上的统治之后，在明代，缩敛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便凝定为一个独特的审美概念——“平淡”。这几乎成为明代标志性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
明代审美的复兴与繁荣，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其文化的复兴，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决定了其文人美学的基础。在宋代，众多来自民间的文人进入士大夫阶层。民间简朴淳厚的生活观念和艺术趣味，儒释道思想的合流，使一种清新雅洁、宁静恬适的审美思想在他们中间逐渐成熟，并对一向崇尚丰腴繁丽的上层宫廷与贵族的审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故后人由理学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精微内敛。由宋瓷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清逸素雅，由书法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意韵澄澈。这种对艺术的追求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明代的文人审美思想。在几乎与宋代审美发展脉络巧合而同的明代早期，有着这种审美情趣的明代士大夫们在生活器用上潜移默化地贯彻这种审美风格是自然的。
明代中期以后，这种审美主体和思想基础得以在宋代基础上不断发展，加上多种因素的促进，简洁素雅的宋代文人审美情趣在明代的这一时期，一举地跃上顶峰。许多明代文人十分倡精雅的生活方式。文震亨《长物志》对于当时的文人用器便提出了不少理念。他提倡“古”、“朴”、“俭”、“萧疏雅洁”、“古雅可爱”、“便适”、“尚用”，反对“雕绘文饰”、“专事绚丽”，可谓是明代精英文人对生活艺术的普遍追求，并由此深入到具体器物的论述中。李渔《闲情偶寄》也提出了类似思想，他对“俭朴”、“精”、“新奇大雅”的推崇，对“奢靡”、“丽”、“纤巧烂漫”的排斥也可看成是对宋代文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明代审美文化在文学、艺术、工艺、文化，乃至哲学、美学思想上均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明代的文人士大夫是追求和缔造最为脱俗雅致生活的审美家和鉴赏家。闲情与逸致、风流与倜傥、风骨与气韵，温柔和隽永，成为文人生活中灵动的“闲赏生活”。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着有大量有关器物的论着，如曹明仲着有《格古要论》、文震亨着有《长物志》、高濂着有《遵生八笺》等等。以上这些论着与传统器物学著作的立足点迥然不同，其着眼于探讨器物的风格与审美，强调其“雅”之本性，宣扬和提倡器物之“古雅风”，为明代时人的美学赏鉴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明代文人士大夫追求的艺术化的生活从审美的品味上追求“清雅”、“脱俗”，从心灵上追求“自由”、“性灵”，这些都促成了这个时期人们在艺术和工艺美术领域的创造力。而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宋代瓷器，与明代的美学理念不谋而合，故而极受推崇。宋朝是中国的生活样本。宋代对后世的影响是渗透性的。明代陈邦瞻说：“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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