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紫檀三镶古玉御题诗如意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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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8,000,000-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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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中国嘉德，2006.06.03，Lot1564，《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封面
心澄何所事，腕动尽相随。雅合谈元执，那堪临阵麾。
檀称香是体，玉以德为仪。有愿皆能遂，余心惧在兹。
—《清高宗御制诗全集·二集·卷五十六·咏如意》
清《事物异名录》有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我国古代有“搔杖”，又有记事于上的“笏”（亦称“朝笏”、“手板”），如意则兼二者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成为了帝王及达官贵人的手中之物。最初原型结合如意的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尔后又因“君子比德如玉”，玉如意的出现，将玉的坚润不渝美德与如意的吉祥寓意结合，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吉祥文化的如意器物。
乾隆皇帝尚古、博古，对于古玉尤为重视；除了搜集之外，更善于“古为今用”。最特别的便是在古玉器中遴选材质精良或纹饰华美的珍品，装嵌于造办处受命督造的精致竹木器物之上，或制成屏风，或制成各式摆件，完成之后呈奉御览审核，呈核后再经修改，直至乾隆皇帝称旨满意为止。大凡古玉装嵌的器物，布局考究，结构严谨，雕工细致，概属皇家御用的范畴；此类作品之中，以铭嵌御题诗文者为最高级别。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因尚古而发展出来的独特工艺设计创举“三镶如意”。“三镶如意”是以竹、木为主题，首、腹、尾三处镶以玉器为师，尤以装镶古玉为贵，随后为了精简用料又发展出首、尾两镶和只饰柄首的单镶如意。三镶如意的形制具有富丽精湛的艺术风格，呈现出鲜明的皇家美术特色，自此成为清代中、后期如意形制的典范。
本件紫檀三镶汉玉嵌金银御题诗如意，精选缜密坚实、纹理含蕴的上等紫檀木料雕制。器身一木连作，与首部玉瓦托衔接，其严丝合缝，浑然一体，首部玉瓦托的中心预留圆形短柱，柱顶平面阴刻双钩填金代表乾隆的“干”卦符号，与《弘历观画图》中所持嵌干卦如意一致；再将汉代蒲纹白玉壁入嵌瓦托槽中；如意器身俯视成圭式形，腹部装嵌汉代兽面钩云纹白玉剑璏，尾部套嵌汉代白玉剑格；木柄正面余地满饰浅浮雕变形云龙纹，此纹饰用延续及扩展自玉剑璏上的兽面钩云纹，与其相呼应及映衬。木柄背面光素无纹，中脊弧度略高，并错嵌银片裁截的隶书御题诗文四十字、金线图章“比德”、“朗润”二枚。
御题诗文铭于器物上的作法，大抵有三类：一、阴刻填金，二、错嵌金银丝，三、错嵌金银片，其中以阴刻填金最常见，其次是镶嵌金银丝；至于错嵌金银片的制作工艺难度较高，数量最为稀少，偶见于御用及御制的高级器物之上。
本件如意造型雍容而端庄，曲线婉转而流畅，结构严谨而和谐，工艺娴熟而精湛，彰显出至尊无上的皇家气息；制作完成于乾隆朝二十年（1755）。这一年，清廷初度平定伊犁的回部叛乱，准喝尔部归降；内务府造办处适时的将本件如意呈奉御前钦览，乾隆皇帝鉴赏之后，喜悦有加，于是乘兴濡墨挥毫，写下了集颂功、纪事、寓戒的佳作《咏如意诗》，来歌颂本件如意，并命内府将原诗文铭嵌于器表，且收录于《御制诗全集》之内。
因《礼记》中有：“君子比德于玉焉”，而《周书》中，亦曾以“光彩朗润”形容石质自然散发出来的光泽。乾隆皇帝颂扬玉器，常以“玉德恒温润”（《周玉赤刀》），以及“比德皆君子”（《咏檀玉莲朵如意》）等，陈述美玉象征君子之德。故此处歌咏陶瓷所加钤之“比德”和“朗润”两枚钤印，自是透过温润玉质与沉穆紫檀的体验，表达此物亦能传达君子之德的含义。
心澄比玉德，如意腕动间
——乾隆帝与紫檀三镶古玉御题诗如意
“处处座之旁，率陈如意常”，这是乾隆皇帝当年所作诗句，所描写的是在宫中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如意。漫步紫禁城中，宫殿的角角落落，宝座旁、几案上、床榻边，都会看到一柄柄称作“如意”的精致物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如意近三千件，最大的有一米多长，由于其所承载的美好、吉祥的意蕴，如意在宫中的节庆礼仪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上品。
如意的历史可上遡唐代以前、与佛教相关。“如意”的最初的实用用途为搔杖，搔痒可如人意，故而得名。一说指原为古印度的爪杖、因常见被执于诸菩萨手上、遂成祥瑞之征。其造型亦随时代演进，至中、晚唐时、佛衰道盛、如意亦成道教法具，原本近似杏圆或心形的初始形貌，自此多塑作灵芝状、以取其长寿之瑞意。加以如意未有实质用途，其造型材质遂可随意变化以表各式意趣寓旨。作为佛教的持器之一，僧人讲经问道时传递如意以表示授权主讲，后来逐渐演变为贵族豪门在掌中把玩的装饰之物，其作用有如六朝时最时兴的“麈尾”。贵族士大夫在清淡时手执如意直指四座，既助谈兴又增风雅，潇洒肆意，故又称“执友”、“谈柄”，因常不离手而又称“握君”。
明代以来，文人阶层出于好古的心态，将如意逐步纳入书房文玩的系列，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里就把如意列在《起居安乐笺》，这无疑为如意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而随着世俗化的观念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吉祥用语、吉祥图案等应运而生，如意凭其嘉名也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赢得越来越多的喜爱。至晚明时期，除金属质的如意之外，还有一种以天然竹、木为材料制成的如意流行一时，如明成化皇帝朱见深《岁朝佳兆图》轴中所绘。《遵生八笺》“如意”条：“近得天生树枝摩作如意，精巧入神，复得竹鞭，树枝屈结，如意肖生，柄亦天成，不事琢磨，无一毫斧凿痕，执之光莹如玉，其坚比铁”。其实，这类天然竹木如意也是仿古之风的产物。早在唐代李德裕所作《竹如意赋》中就有“彼用玉之为宝我则不谢其贞，彼用铁以为固我则利在手轻”，“素质或轻于流俗，贞姿或重于高贤”等语，将竹木如意被知识阶层爱重的内在原因讲得很清楚了。天然竹木如意的主导位置一直持续至清代初期，雍正时期很多宫廷绘画中，可见大量的竹木如意，大都逸趣横生，别具风姿。
清代如意基本摆脱了实用用途，因具有称心如意与平安祥和的美好象征，如意被视为吉祥瑞器，成为朝贺、祝寿、喜庆时不可或缺之物，宫禁之内，宝座、卧榻、案头等方方面面都少不了如意的形影。如英国使节马戈尔尼当年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即载：“所经各宫或各屋，必有一宝座，宝座之旁，必有一如意”。至雍正一朝、寓意“随心所欲”的如意传统再度盛行，雍正本人亦极好如意、并喜作呈递和馈赠之品，从此遂成常见的御制器物。因选材用料上享有莫大自由度、艺匠往往可任意发挥其无尽创意构思、将各种吉祥瑞意以万千多变之造型饰样呈现。又如，观诸清宫旧藏的宫廷书画中，我们亦不难发现如意被持于帝王手中的图像，雍干父子均曾以手持如意之姿现于画像，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胤禛行乐图》轴、雍正妃《行乐图》轴、《乾隆帝观孔雀开屏图》横轴、郎世宁所绘的《弘历古装行乐图》页等就是最佳例证，从中不难发现皇帝与贵妃燕闲清居时，手中大多会持有如意。
如意在清宫中得以盛行，无疑是因为皇帝的推崇，但若论对如意之钟爱程度及收藏数量、乾隆绝对令其父瞠乎其后，乾隆三十年后，历次进贡中无不有如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吉祥如意》展览目录（台北，1995年）内有颇详论述和作品罗列供参考，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各式如意近三千柄，但凡属清宫皇家御用物品，以铭刻御题诗文者为最高。由此可知，最迟在乾隆年间，如意已成为宫廷的时尚陈设或把玩之物，无疑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如意的制作材质多样，持于手中的如意一般以竹木为之；而摆放在宝座一旁的如意则多以玉石为贵，因为一柄白玉如意据闻在清代的价值就高达四千两白银。此外，帝王于宝座旁陈设玉雕如意或亦有“防不测”和“用以指挥向往”的附带功能。
清宫流传的如意颇多，但以宫廷品味且又兼具文人气息的玉如意，才是乾隆皇帝的最爱。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因尚古而发展出来的独特工艺设计创举“三镶如意”。“三镶如意”始自清乾隆年间，在以紫檀为主的竹、木如意的首、身、尾三部分镶入玉器等饰件，尤以装镶古玉为贵，随后为了精简用料又发展出首、尾两镶和只饰柄首的单镶如意。三镶如意的形制具有富丽精湛的艺术风格，成为清代中、后期如意形制的典范，为乾隆皇帝所喜爱。
乾隆皇帝尚古、博古，对于古玉尤为重视；除了搜集之外，更善于“古为今用”。最特别的便是在古玉器中遴选材质精良或纹饰华美的珍品，装嵌于造办处受命督造的精致竹木器物之上，或制成屏风，或制成各色摆件，完成之后呈奉御览审核，呈核后再经修改，直至乾隆皇帝称旨满意为止。此类作品之中，以铭嵌御题诗文者为最高级别。
本次“有感于诗文——宫廷逸趣与诗、书、画、印”专场中一件清乾隆时期“紫檀三镶古玉御题诗如意”，即为其中翘楚，甚是精美。这件如意是乾隆皇帝自己设计，由造办处制作，以上等紫檀木雕成，上面镶嵌三块汉代白玉，世间罕至。柄身更有乾隆御题诗一首：“心澄何所事，腕动尽相随。雅合谈元执，那堪临阵麾。檀称香是体，玉以德为仪。有愿皆能遂，余心惧在兹”（《清高宗御制诗全集·二集·卷五十六·咏如意》）。更值得一提的是，此如意柄背所题诗文，以错嵌金银片工艺填入，是金银镶嵌工艺中制作难度最高、最为少见的，需要先用金、银制成大小合适的字符，然后嵌进紫檀表面。
当时正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初度平定伊犁回部叛乱，准噶尔部归降，他写下集颂功、记事、寓戒为一身的此《咏如意》一诗，并命造办处嵌于如意表面。诗中，乾隆自诩为一个手挥如意天玄论道的魏晋名士，然又时时心系西北大漠的惨烈沙场，这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度，犹如一边在山中弈棋，一边指挥淝水之战的东晋名将谢安。
乾隆前期，因玉路阻塞、玉材匮乏，使得清代宫廷玉器经历了缓慢成长的时期。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后，玉路畅通、玉贡不绝。玉料充足为清玉的鼎盛期奠定了物质基础。每年玉贡四千斤，特贡无计，正所谓“于阗采玉春复秋，用作正赋输皇州”。自此之后才有“盈尺和阗玉，良工琢曲琼”，大量的清乾隆时作玉制佳器。
然，乾隆帝最爱并竭力推崇的是高古玉，他对远古和前朝的古玉器非常喜爱和尊崇，兴趣不减于书画、铜器，一旦遇到有各地官员上贡朝廷的他所钟爱的高古玉器，必定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从高古玉中寻求灵感，并题诗吟咏。据查，乾隆一生御制诗文共4万余首（篇），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800余首（篇），记录了他对古玉的描述考证，对时作玉的品评褒贬。乾隆帝对古玉的研究态度颇为严谨，尤为注重璧、圭、拥头、佩以及彝器等礼制玉器的鉴考。但当时朝野上下对古璧的认识颇为肤浅，从进单可知，古至上限不过汉，所以进到内廷的玉璧不论光素，不分蒲谷，一律统称为汉璧。乾隆癸未（二十八年；1763年）《和田汉玉欲》亦云：“今之古玉率称汉，和田玉古称汉名”。
正如此柄如意所题乾隆诗中所言“玉以德为仪”，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玉之美重在温润、淳厚和含蓄，玉所特有的美丽光泽和温润内质使它成为一种超自然物品，被赋予人文之美，古人似乎对玉倾注了全部的才智和热情，所以自古祖先说“君子比德于玉”。满清弓马入关，崇尚杀戮的强权思想，造成了汉民族对其行为的敌视，并视之为不知礼仪“蛮夷”。清早期统治阶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便不遗余力的进行“礼”制的建设。不仅把周礼和倡导“克已复礼”的儒家学说树为国家的“建极之本”。同时也把“礼”在哲学层面的指导思想当成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加以宣扬，比如极大的恢复了周礼仪轨所提倡的祭祀活动，同时也恢复和典制了祭祀活动中所需要的礼器道具，并且严格的恪守《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格式、尺寸和材质。其规模程度和严谨的礼仪程序绝对不让于被视为汉裔正统的朱明王朝，并且在内务府和礼部以法典的形式予以传承，乾隆帝对汉玉的喜爱与极力推崇，便是基于此时代背景。
在《乾隆御制诗》中收录了不少乾隆帝题咏如意的诗篇，如《竹柄玉如意》：“柄是竹之介，朵呈玉则温。搘颐岂腾口，代语不须言。总谢雕镌迹，雅符淳朴原。指挥侍臣听，那识意中存”。从乾隆皇帝数十首咏如意的御制诗中可知，他不仅视如意为可供陈设的吉祥之物，还视之为一种“代语不须言”的代言之物。在临朝或与诸臣议事之时，有时不须言语，通过手中的如意便可表达己意。在临朝或与大臣谈话时，有如意在手，便可心情舒畅、妙语迭出。宫中各种仪仗过于威严，只有如意才可自由闲适地发挥自我，“指挥侍臣听，那识意中存”便形象地反映出乾隆手持如意和群臣议政或闲谈时的自豪之情。因此，乾隆皇帝视如意为“佳朋”并“屡有如意咏”。
作为一位杰出的帝王，乾隆帝不仅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一统山河；又能诗会画，情操高雅，是封建帝王中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艺术天赋者。如意对其而言，不仅可“雅合谈元执”，于清谈或静默时增添风雅的佳器；亦是“那堪临阵麾”，展现帝王手握如意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风采。乾隆帝在尽为君之责的同时，手持心爱的如意，感叹“心澄何所事，腕动尽相随”。此件紫檀三镶如意咏物抒意，其汉代古玉与御制诗的完美结合，使此件如意具有了远高于观赏摆件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正是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内圣外王”。故而能够在乾隆朝众多同类作品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正是宫廷逸趣之体现。抚此如意，不禁使人思绪万千，回味无穷。
（李莹）
诗文小释：是何物让我如此忘却忧虑，心情澄清而愉悦？定是手中握着的这柄如意；它总是善体人意的时时陪伴在我身旁。我在清谈探论玄妙哲理时，总雅静的握傍着它；而战鼓一旦响起，它则应机权变化身为沙场作战时的令牌。这如意仿佛时时叮咛着我，心性及修养要像檀木一样的沉稳内敛；而汉玉所代表的至德则再再提醒自己匡正皇仪。如意啊如意，也许我的愿望常常都能顺遂心意；但是心中却又忍不住惶恐的警惕着自己，凡事皆顺心如意时更要自我告诫勿骄矜勿狂妄。
乾坤在掌
—乾隆御题紫檀三镶古玉如意赏析
（中央美术学院 副教授 邵彦）
隐士休歌紫芝曲
“如意”是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对象，以名称讨喜而受人欢迎。论及它的根柢，并不那么高贵。其形起源于古代印度的 “阿娜律”，柄端作手指之形，以示手所不能至，类似我国古代的“搔杖”（如今叫痒痒挠），搔之可如人意。也有的柄端作心形，用竹、骨、铜、玉制作，讲僧持之记文于上，以备遗忘，古画中就有手持阿娜律的菩萨像。
这对象大约在六朝时期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主要的功用还是搔痒，大约是和赶苍蝇的麈尾（拂尘）、便面（半剌扇子）一起照拂不太干净的身体，以其方便可心而得名“如意”，因为当时的士族成员常服“五石散”，身体发热，经常半裸上身。当时的名士经常顺手挥起如意干些勇武之事，如“石崇王恺斗富”，王恺搬出晋武帝御赐的高尺余大珊瑚树，石崇以铁如意击碎，出示自家所藏，多有二三尺者（事见《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又如“唾壶歌缺”，讲东晋的军事实力人物王敦酒后喜咏曹操《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事见《世说新语·豪爽》和《晋书·王敦传》）。
更多的时候，他们手执如意，扪虱谈玄，后来与拂尘一起成了道士的常设之物。唐代以道教为国教，唐玄宗就常随身携带铁如意。道教神仙人物张果老去拜见他的时候，玄宗命左右以铁如意击落张的牙齿，张不慌不忙，以药敷之，齿复生（事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和《新唐书》卷二百四）。传说唐玄宗还曾运用道士叶法善的法术，上元夜自京师上阳宫穿越到西凉州观灯，以铁如意质酒而还，遣使者取之不诬（《类说》卷十六）。
社会顶层使用如意的又一个高峰是在清代。现在仅北京故宫收藏的清宫如意就有三千多柄，绝大部分为清代所制，已经成了纯粹的陈设器，取其“如意”的口彩，从宋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吉祥寓意心理达到了顶峰。
这些如意材质和制作上花样百出，以精致、风雅、享受为主，其中求仙谈玄的心理诉求很少，较诸六朝到唐代，又别有一番气象。其中乾隆时期制作和使用如意最多，工艺也最为丰富和精湛，不少还带有御题诗，个别的已经上升到文玩甚至礼器的层次。
铁如意兮玉辟邪
木柄镶玉，尤其是头、腹、尾三镶如意，在清宫收藏的如意中数量很多，风格大多呈现为华丽精巧，这件“紫檀三镶汉玉嵌金银御题诗如意”虽为其中代表，但风格却洗炼而严肃，独具一格。
该件器身使用缜密坚实的上等紫檀木料，一木连作，三处镶玉严丝合缝，浑然一体。首部玉瓦托的中心预留圆形短柱，柱顶平面阴刻双钩填金代表乾隆的干卦符号，再将汉代谷纹玉璧嵌入瓦托槽中。腹部装嵌汉代兽面钩云纹白玉剑璏，尾部套嵌汉代素面白玉剑格。木柄正面余地满饰浅浮雕变形云龙纹，此纹饰延续及扩展自玉剑璏上的兽面钩云纹，与其相呼应及映衬。
木柄背面光素无纹，中脊弧度略高，并错嵌银片裁截的隶书御题诗文四十字、金线图章“比德”“朗润”二枚。其诗云：“心澄何所事，腕动尽相随。雅合谈元（通“玄”字）执，那堪临阵麾。檀称香是体，玉以德为仪。有愿皆能遂，余心惧在兹。”（又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全集·二集·卷五十六·咏如意》）。
“雅合谈玄执”和“有愿皆能遂”是应合如意在六朝的功能和其字面意义，而“那（哪）堪临阵麾”一句说明这件如意的紫檀材质实是模仿铁质的。
如意可以多种材料制作，高端有金银玉牙，低端有竹木藤石，炼铁为之，颇为廉价，但独具粗朴坚重的特性，“古人用以指挥向往，或防不测，故炼铁为之，非直美观而已”（《长物志》卷七《如意》），几已成防身武器，持之者亦显示出傲岸与强横的气质。
历史上与“铁如意”有关的典故不少，除前述“石崇王恺斗富”以外，“王敦唾壶歌缺”所用如意在［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六亦坐实为铁如意。这两条是表现六朝名士风范的。唐玄宗的两条佚事则都关乎神仙道教传说，与六朝名士风范相迭加，使铁如意成为高士之象征。这一观念在元代已经形成，明清日益流行。如明初宋濂对唐高士洪崖先生的记载，即以铁如意为道具，又如明末文震亨《长物志》描述的理想化室内陈设亦少不了铁如意，品味倒在金玉之上，清代志书中则记有仙山高士执铁如意的故事。
古代的军事家以名士风流自任者，也常以铁如意临阵指挥，令人于千载后读之，仍生无限向往：
“（王）昭远好读兵书，以方略自许，……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后蜀世家》）
又一例传说中，文昌帝君曾自称儒士谢艾，与十六国时期的姚秦开国君主姚苌为友，“后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访予，予礼待之，假以铁如意，曰‘麾此可致兵’。苌不信，予为一麾，旗帜蔽天，戈盾戎马，万余列之平坡，今试兵埧是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九《文昌神事迹·文昌化书》）
乾隆帝的木制仿铁如意对上述三层象征意义进行了综合与改造。镶嵌汉玉已经不是简单的装饰手段，而参与了主题的表达。道教与高士方面的含意被置换成儒家的修身、比德与治平。“比德”、“朗润”两方印章，前者出于“以玉比德”说，后者出于唐太宗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的赞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本指人品清高，性情和悦，恰好符合了儒家对君子的理想，又符合玉的质感。这两方闲章常常用于乾隆帝的玉器题咏之后，尤为恰当。
军事方面的含意则被大大加强，腹部与尾部所镶之玉直接来自武器。本器主旨实在于此，这一点容下节分析。
乾隆帝自然不会安于使用普通的铁如意，比如故宫藏有铁质如意，就以镶嵌绿松石造成华丽效果。本件构思更为巧妙，是以坚重的紫檀仿铁质，触手温润，手感大大优于铁器。这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通感”是指打破人体感官的界限，使一种艺术手法产生其它艺术欣赏效果。在工艺美术中，材质的通感与跨材质的手法借用是极其重要的艺术手法，如远古陶器对编织器纹饰的借鉴、上古青铜器对陶器造型和表面纹饰的借鉴、唐宋时期瓷器对玉器和金银器的摹仿，在国外则有伊斯兰玉器乃至建筑对珠宝镶嵌的模仿。在乾隆时代，通感手法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在皇帝的授意与审核下，工匠们在各种材质、手法之间凿空穿越，出神入化，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甚至干与湿、硬与软、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统统不复存在。本件紫檀三镶汉玉如意除以木拟铁，还将木与石两种材料结合使用，色彩黑白对比，纹饰则浑然一体，也显示出对通感美学的追求。
后汉今周喜再昌
这柄如意上镶的三块玉皆是汉代古玉，分别为谷纹玉璧、兽面勾云纹白玉剑璏、素面白玉剑格，颇有杂凑之嫌。而且细看玉色并不一致，玉璧为青玉，腹、尾则是白玉。然而本器御题诗文采用错嵌银片工艺，印章错嵌金片，档次高于阴刻填金和错嵌金银丝，可见乾隆帝对其高度重视。一向对玉器讲究到了苛刻的乾隆帝，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件“杂凑”之作情有独钟？
通过查阅《清高宗御制诗全集》，我们知道这首御题诗创作的时间，也是这柄如意制作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年，一切就似乎有了答案。这年二月，清廷发兵五万直捣伊犁，生擒准部新汗达瓦齐，不久又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从康熙帝以来对西域天山以北准部的长期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这柄如意，纪录了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乾隆帝的政治胸怀与军事胆略。
乾隆初年颇喜改造古玉，甚至将明代玉器改款加款作“乾隆年制”，除了表达好古敏求之志外，也是由于清初玉材资源不足的无奈之举。但是此件使用汉玉却别有深意。因为汉代是第一个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中原王朝，乾隆帝虽为少数民族，却以中原正统、汉武帝的同道者自居，现在自己也将完成威服西域的伟业，怎不令人欣悦？
玉璧为青色，取《周礼》“以苍璧礼天”之意，加强玉璧的威仪。器尾作钝三角形，拟另一种礼器“圭”之形。谷纹玉璧是天下、社稷的象征，而剑璏和剑格则是武力的象征。武力是开辟和保有天下的手段，这一帝王之术，通过这柄如意上的三块玉，深刻地表达了出来。乾隆帝一生“十全武功”，正是践行这样的理念。
再延至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彻底征服准部，并释放了被准部拘系在伊犁的南疆回部（维吾尔族）领袖大小和卓木兄弟，令其自领其部。但是回部后来又叛乱，经再次派军西征，至乾隆二十四年才被平定。清廷将天山北、南二疆统称为新疆，派驻大臣。这是继汉武帝和唐太宗之后，又一次把西域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新疆纳入版图之后，不但实现了统治疆域的巨大拓展，还意味着从明初以来中原延续三百多年的玉材荒终告结束。
中国古代治玉的主要原料为阳起石，属透闪石族矿物，产自昆仑山脉，新疆和阗、叶尔羌地区所产者被认为品质最佳，清代所用玉料主要就来自这两个地区。虽然乾隆帝一生并未去过新疆，但也向往像周天子一样采来昆仑之玉。清廷在新疆建立了玉石专采制度，严禁当地商民私自采集和贩卖玉石，每年秋季，叶尔羌办事大臣都要向朝廷呈报开采情况并进贡玉石。玉石产区的官员对朝廷的玉石呈贡分春秋两次，平均每年四千余斤（据道光元年堂抄记载：“新疆平定后，和阗、叶尔羌一处，每年进到玉子四千余斛”）。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这52年间，仅入贡的玉石原料就多达二十余万斤。这还不算购买的成器进贡，以及清廷根据需要，派专员去新疆采办的玉料。
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料问题，清皇室尤其是乾隆帝被压抑多年的玉石狂热得以尽情渲泻，宫廷玉器的产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乾隆时期制造了大量大件玉陈设，其中不仅有高达数尺的大插屏和仿古玉瓶，还有重达数千斤的玉山和玉瓮。乾隆四十一年之后，相继雕造了《大禹治水图》玉山（重逾万斤）、南山积翠玉山（玉料重约三千斤）、秋山行旅玉山、会昌九老玉山及云龙玉瓮（玉料重约五千斤）等。（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导言《清代宫廷玉器的收藏与使用》张广文撰，第20－2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6年）
由于皇帝的爱好，中亚、南亚、西亚各伊斯兰教信仰区所雕琢的玉器也汇集到新疆，再由回部领袖或清廷派驻大臣重金收购后呈贡到北京，清宫遂出现了大量充满异国情调的“痕都斯坦玉器”。（参阅邓淑苹主编《国色天香：伊斯兰玉器》，邓淑苹撰文，第28－29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07年）
乾隆二十四年在乾隆帝玩玉的个人史和中国玉器史上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年。平定回部，不仅将和阗玉的产地纳入统治范围，也打通了伊斯兰玉器“入贡”的通道。从此，乾隆宫廷的玉器生产从小件变为大件，小批量变为大批量，从较为拘谨的仿古修旧变为大胆创新，借鉴的眼光从纵向的历史转向横向的西方（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伊斯兰世界），生产能力、创作水平、加工精度都有了飞跃式的增长。这件镶汉玉仿古如意处在清代前半期玉器生产的结束阶段，可以说是乾隆早期仿古趣味的一件总结之作。其上镶嵌的御制诗，记录了玉器史转折点前夜乾隆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充满狂喜与自豪的内心世界。放在整个中国玉器史上，它的意义都不可谓不突出。
成王功大心转小
晚年乾隆帝写下了这样一首咏如意诗：“和阗供岁贡，制器玉工闲。虽曰来之易，能忘获以艰。新年符吉兆，代语得心闲。永愿洗兵马，休言致白环。”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洗兵马》是杜甫的名作，其中有“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之句，用以描写清朝平定新疆后朝贡不绝的盛况，庶几近焉。
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政治疆域和艺术收藏格局，他的武功确实给艺术生产与收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乾隆时期，雄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鄂图曼帝国）处于统治相对平稳的时期，大清帝国顺利地通过丝绸之路向西，对欧洲的进行奢侈品贸易。鄂图曼帝国生产的伊斯兰玉器也进入了清宫。
拥有了东西交流的便利条件，乾隆帝首先在意的是外来奇技淫巧带来的新奇享受，从痕都斯坦玉器到西方仪器，莫不如此，他甚至还把祖父康熙帝创办的接纳西学的科研机构如意馆改成了制玉的工坊。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五年三月：“记事录，十一日，司库图拉郎正培奉旨，挑老诚些好手玉匠一名，进如意馆做活计。钦此。于本日图拉郎正培……内大臣海望随挑得玉匠姚汉文进内承差。记此。”（见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清宫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转引自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导言《清代宫廷玉器的收藏与使用》张广文撰，第19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6年）
采玉、制玉、购买痕都斯坦玉，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广义的痕都斯坦玉器就达270多件，大都是乾隆、嘉庆年间自回部贡入的，其实清宫为之付出的成本和“赏赐”颇为丰厚，以至在回部出现了不少伪造痕玉的作坊，琢玉者有的是苏州工匠。
乾隆中后期朝野上下奢靡成风，用玉渐呈泛滥之势，士绅对小玉件和古玉极为崇尚，所费颇巨。而承受多年战争负担的人民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官吏贪污成风，大清朝的统治开始出现一些摇晃之象。平定新疆因而也成为乾隆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历史学家孟森评价说：“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
屏退了这些历史的喧嚣，让我们再来观赏这柄制于遥远的乾隆二十年的紫檀三镶古玉如意，此器的洗炼与严肃，正好表现了青年到中年时期的乾隆帝朝干夕惕、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它的风格于朴素中暗含华美，端严中寓意勇武，置于乾隆中后期生产的装饰繁缛的一众如意之侧对比，此器近于礼器，而繁缛华丽之器则近于玩物。艺术格调之高下，实关乎国运，已非掌上雅玩可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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