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诰 栖霞十景图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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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60,000,000-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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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2年秋季拍卖会
作者 : 董 诰
作者生卒 : 1740-1818
形式 : 册页（十开） 设色纸本
尺寸 : 39.5×28.5 cm. 15 1/2×11 1/4 in. 约1.0平尺（(每幅)
: 题 识
（一）栖霞山。
（二）玲峰池。
（三）紫峰阁。
（四）万松山房。
（五）天开岩。
（六）幽居庵。
（七）叠浪崖。
（八）珍珠泉。
（九）彩虹明镜。
（十）德云庵。臣董诰敬绘。

钤 印
臣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董诰》第5印，1315页）

鉴藏印
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乐寿堂鉴藏宝、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次）、乾隆鉴赏、双宋楼、程伯奋珍藏印、伯奋珍赏、可庵庚子五十以后所得名迹（1-9印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28、116、28、56、6、7、94页）

签 条
董蔗林名胜图册。蔚堂清赏，长尾甲签。 钤印：雨山

每幅乾隆御题诗：
十载前游想像同，摄山好在付东风。幽棲讵峦烟霞表，爱戴民情寤寐中。
钤印：掬水月在手（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267页）
长江为带白山襟，摄养宁因药草寻。幼挈老扶铺跸路，惬予一十六年心。
钤印：乾隆宸翰（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12页）
寺傍朴筑有行宫，个里高山他鲜同。一再舍舆而步陟，爱其峰势最玲珑。
钤印：中和、几暇临池（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39、32页）
行宫之内最高处，高处得泉他鲜同。汇作清池鉴毛发，诸峰围印影玲珑。
钤印：几暇怡情、得佳趣（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90页）
竖峰万古矗嵚崎，高阁仍兹偶对之。太白香炉咏瀑布，一时日照想然疑。
钤印：澄观（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9页）
一峰紫色矗芙蕖，高阁中曾坐对诸。凿石不知谁肖佛，至今佛石总如如。
钤印：水月两澄明（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4页）
过眼浮光迅若驰，重兹书舍万松披。山房设果刮目待，犹昔人哉惭自知。
钤印：泼墨（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32页）
山房知在万松间，入则茏葱自掩关。我每其中展书读，爱他古色照人颜。
钤印：浴德、笔端造化（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38、32页）
入自蒙茸得以深，豁然开处见天心。天心原在人心里，应向圣经章句寻。
钤印：德充符（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9页）
妙想天开借地灵，横岩匼匝竖峰亭。石桥自可通来往，那更神功借五丁。
钤印：几席有余香（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4页）
寻幽最喜得居宜，远却俗尘引静思。雅合付之僧绍辈，千乘万骑此何为。
钤印：中心止水静（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8页）
苍松诡石护幽居，忆我其间曾憩诸。门外忽闻肃清跸，却惭休烈笑难如。
钤印：会心不远、德充符（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9页）
诡峰摇刖复㟏岈，铺谷倾崖蹙浪花。是水胡然今不湿，山灵直欲傲江巴。
钤印：妙意写清快（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7页）
奇峰层迭浪花浮，有水之容无水流。悟是江乘具神解，示形于此济刚柔。
钤印：写心（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35页）
一泓无滓印空澄，山脚泉喷珠颗砅。凭揽不殊昔年况，剔疏犹忆尹家曾。
钤印：会心不远（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89页）
回廊宛转俯清池，不异凭栏数藻时。设以玉盘相拟议，擎来大小白家诗。
钤印：丛云（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40页）
桥以虹称溪以镜，藉来幻喻却成真。因思世上号真者，何一而非幻所因。
钤印：写生（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32页）
虹非虹亦镜非镜，假借名之遂谓之。此是寺门初入路，全提第一示人时。
钤印：几暇怡情、得佳趣（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90页）
竺庵应见德山云，昔日今时遮莫分。三老似闻相謦欬，披图何必更疑黂。乙未（1775年）初夏御题。
钤印：乾隆宸翰（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11页）
阇黎公案底须删，又见岩云布德山。空也色乎难著语，彼英英者只闲闲。庚子（1780年）暮春御题。
钤印：古稀天子、犹日孜孜（参见《清代帝后印谱•乾隆卷》63页）

著 录
1.《石渠宝笈续篇•宁寿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六册3008-3010页，上海书店，1988年。
2.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三十三册，第297、450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2013年。
3. 程琦：《萱晖堂书画录》（画），第208-209页，香港萱晖堂，1972年。

出 版
《五台山人藏——清乾隆宫廷书画》，第260-279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说 明
（一）此册为董诰奉命所画《江东撷秀》二册之下册，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写南京栖霞十景，每页作隶书各标名，上有乾隆御题诗两首，分别作于乙未（1775年）和庚子（1780年）。
另据《清宫陈设档案》道光十四年（1834）和十九年的两次记载，此《江东撷秀》二册装于紫檀木套中，贮藏于内廷外西路建福宫区静怡轩中。
（二）1911年，清朝陷入瓦解、大混乱的时期，清内府、亲王家族及高官们将所持有的书画名品陆续在市场上出售，并意图将其运往海外。与此同时，日本以关西为中心兴起了搜集并收藏中国书画的热潮。据册内后页旅日收藏家程琦题跋而知，是册出宫后流往了日本藏家林蔚堂处。林氏十分珍视此册，特别邀请了著名汉学家长尾甲、内藤湖南分别鉴赏，并留下赞美的题跋。其后又归于程琦处，收入在程氏出版的《萱晖堂书画录》中。
1.林蔚堂（1867-？），即奈良的林平造氏，是大正十一年（1922）京都赤壁会的发起者之一。这一年，是东坡壬戌赤壁之游后的第十四个甲子，纪念意义重大，日本文人学者对此颇为重视，在各地举办了多个“赤壁会”，尤以长尾甲等人在京都组织的最为轰动，影响最大。这次盛大的雅集中，集结了日本汉学界、书画界、鉴赏界、文物界、收藏界著名人士。与本册相关的林蔚堂、长尾甲、内藤湖南均在其中。惜蔚堂生平不详，从现存资料而知，元代画家朱德润《春江柳坞图》（傅抱石于1930年代赴日考察美术时曾记）、沈周《九段锦》册（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曾为其旧藏。
2.长尾甲（1864-1942），字子生，号雨山。性爱石，又号石隐。明治、昭和时期，日本汉学家、书画家和篆刻家。明治二十一年（1888），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毕业后，与冈仓觉三共同为设立东京美术学校而努力，并创办了美术杂志《国华》。明治三十二年（1899），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大学文科大学讲师。明治三十五年（1902），退休后，居住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顾问，从事中等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并成为西泠印社早期的会员。大正三年（1914）回国，定居京都。与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书记官郑孝胥，以及吴昌硕、罗振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犬养毅、副岛种臣等当时一流学者交往。
3.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后以“湖南”之号行于世。1885年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曾担任小学教师，后投身报界。1907年被京都帝国大学聘任为东洋史学专业讲师，1909年成为讲座教授。在日本史学界素有“京都中国学泰斗”之美誉。他除了在中国史学方面贡献颇著，出版了《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等多部专著外，对中国绘画史也有很深的涉猎。他与1910年流亡日本的晚清著名古玩家罗振玉交往密切。罗振玉的艺术藏品使内藤大开眼界，令其抓住时代所赐之机，对“南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新的收藏趋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4. 程琦（1911-1988），字伯奋，号二石老人，又号可庵。斋号双宋楼、萱晖堂。安徽新安人。其父程秉泉是大古董商，与清末大藏家裴景福（1854-1924）相交，两家的儿辈亦频繁往来。伯奋自幼接触骨董器物，加上父亲的悉心栽培，令他拥有鉴别古书画的眼力。他收藏的历代书画至为丰富，由董源、巨然、燕文贵、宋徽宗、苏东坡、赵孟頫一直下来，到明四家、清四僧。又费时多年，编成《萱晖堂书画录》，于1972年影印出版。

后 页
1. 长尾甲（1864-1942）：董公蔗林，画承家学。落笔深秀稳厚，绝无衒矜之气。岂由其以贵介世家，端拱和雅，不必弄奇巧以求人识赏，自然致然欤。是册名胜图据实布景引人胜处。凡写景胜过实则易陷俗，过虚则难传真，实而不虚，虚亦不失实，不即不离，乃成神趣，是为最难矣。是以蔗林此作尤见用心良苦，非寻常画师所能企及也。大正癸亥（1923年）立春，蔚堂大雅属跋，长尾甲。 钤印：长尾甲印、雨山
2.内藤湖南（1866-1934）：东山、蔗林父子画，笔墨清秀，极士夫之能事。蔗林官至大学士，有贤相之称。其丹青固出余事，非院人之流，但以其屡作进御画迎宸赏，晚年动流细腻。此册作于乾隆四十年已前，蔗林不过三十四五岁，葱郁疏宕，犹有麓台、墨岑等遗意，虽写实景，笔端绝无窘束之态，洵见妙诣超伦。甲子（1924年）六月观毕遂书，内藤虎。 钤印：藤虎长寿
3.程琦（1911-1988）：董蔗林江东撷秀图，上下二册，各十叶。上册写金陵名胜，此栖霞十景其下册也。旧藏清内府宁寿宫，载《石渠宝笈续编》。庚子之乱，流入海东为林蔚堂氏秘箧中物。论者谓公画晚年多趋纤巧，此盛年精诣，浑厚蓊郁，其深邀宸赏不亦宜乎。壬寅（1962年）夏仲，程琦伯奋父识于萱辉堂。 钤印：程琦之印、伯奋

董诰《栖霞十景图》册小考
文/穆易
金陵、江宁皆南京之古称。公元前333年，楚灭越，楚威王熊商欲借南京的长江天堑为屏障以图谋天下，遂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之名正源于此。千百年来，历经三国、东晋、南朝的鼎革兴替，这里始终是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镇，更是兵家必争之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此称帝并建都。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清王朝建立之后，南京既是晚明遗民们的精神寄托与避居之所，也是统治者时刻关注的具有重要政治与战略意义的南方大都会。康熙、乾隆皇帝出于治理黄、淮水患，整饬吏治、缓和民族矛盾以及便览江浙山川名胜等目的，六次南巡，均曾五次至此，所以，金陵也是研究清帝南巡的重要节点。
【一. 相关背景与创作时间】
此《栖霞十景图》册，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著录《董诰江东撷秀二册》中的下册。著录原文曰：“董诰江东撷秀二册。宣德笺本，上、下二册。上册十幅，纵九寸，横一尺二寸三分。设色画江宁名胜。每幅标地名，八分书。……下册十幅，纵横尺寸同上册，设色画栖霞十景，每幅标地名，八分书。1”作者各图及款印均与著录相合，御题诗亦乾隆中年书法之典型面貌。
董诰这套册页也见于清宫陈设档案，至晚在咸丰时期，它还完好地陈设于静怡轩的仙楼上，档案中明确记述了 “仙楼上……面西宝座床上……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小太监长禄交董诰画江东撷秀紫檀木套一件，内盛御题董诰画江宁名胜十帧册一册、御题董诰画栖霞十景册页一册”2。
至于它从清宫流散的时间，可根据它所处建福宫区域，结合分析册后附页的近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24年、旅日收藏家程琦1962年题跋内容，可知是清末由义和团运动引起“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后流落出宫，继而为古董商转卖，流落扶桑，早在1924年前，上册《江宁名胜图》，已与下册失群。
宫廷旧藏清代“词臣”书画家的创作，主要有三类来源，一是 “奉敕”作品，在扈陛出巡途中，随时“应制”的书画为数不少，是此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节庆、典礼如春节、皇帝寿诞等重要节日前，“词臣”自行创作的书画；三是“词臣”出京为官、探亲途中或归来，创作纪游山水或当地风土的作品。
董诰作为乾嘉时期重要的“词臣”书画家，此册会不会也是出于上述情形呢？这就要通过考订《江东撷秀图》合册的具体创作时间来判定。
首先，看作品本幅上乾隆皇帝在乙未初夏（1775）、庚子暮春（1780）的御题诗及其题写位置，明显是先有图，后御题，可大致推断，董诰此合册的创作不会迟于乾隆首题的1775年。
其次，梳理董诰本人的宦迹，可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末，董诰受命为江南乡试正考官3，这年下半年的多数时间，他往返于北京、南京之间，并圆满完成了乡试的主考工作，获得了乾隆帝的赞赏，回京后其职位很快又获擢拔，从翰林院侍读学士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4。这对于董诰的仕途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仅仅是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承担案牍工作，虽位居清要，但远不如进入六部担任卿贰可以锻炼从政能力，获得更多展现政治才干并迅速晋升的机会。
其三，《石渠宝笈》著录中，上册御题诗即《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题董诰江宁名胜图十帧》诗，作于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春三月，题此册最末一开“牛首山”诗后其小字注释云：“此册乃董诰典试江宁回程所图以献者”5，而被编辑于同一卷内的《题董诰栖霞十景册》即下册上御题诗则稍晚，诗后并无小注，创作、题写时间约与上册相隔一个月，即此年四月末乾隆帝赴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之后。
综上可判定，《江东撷秀二册》上、下册分别创作于乾隆1774年冬、1775年春。由于题材、质地、尺寸和作品风格相同，被作者合为一套装裱进献。上册《江宁名胜图十帧》是董诰在由江宁回京途中所作，而《栖霞十景图》册则极有可能是其回京后继续绘制，并在1775年四月进呈御览并蒙御题的。故此，《栖霞十景图》册属于“词臣”书画作品的第三类，即作者将简派外任，宦游见闻以书、画形式呈现并进献“睿览”，以邀宠渥的作品。
乾隆帝于庚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驻跸栖霞时，将随身携带的董诰此册及明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图》，取出，不免勾起前几次游览的记忆，对景赏画，欣然赋诗，是故《栖霞十景图》册上有“十载前游想像同”“重兹书舍万松披”“惬予一十六年心”之句，寄寓了再次遍览栖霞胜景的愉悦之情。有趣的是，或许此时董诰就侍奉在乾隆身边，因为，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四十九年南巡途中召试江南诸生，董诰与嵇璜、梁国治等人皆为钦命阅卷大臣6，说明这两次南巡活动董诰皆扈从左右。而且，彼时董诰还分别应命绘制创作了另外两幅山水图轴，被乾隆将之与《钦定南巡盛典》等一同颁赐、留存在了栖霞山“行座”7，由此，亦可见董诰绘画与栖霞胜景间之深厚渊源。
【二. “栖霞十景”之名与实】
栖霞山原名摄山，乃钟山支峰，西距今南京市城区四十华里，北距长江五华里。南齐时期，隐士明僧绍别号栖霞，将其宅院“栖霞精舍”赠予法度禅师，法度改建为寺，并命名为“栖霞寺”，摄山因寺得名“栖霞山”。此处奇峰迭起，临江屏列，怪石嵯峨，山深林茂，泉清石峻，植被丰盛，春则花木明秀，秋则红枫映翠，为历代文人钟爱，明董其昌就曾画过《栖霞寺诗意图》轴8，清初龚贤有《摄山栖霞图》卷9，皆为名家水墨山水巨迹，但作品注重文人精神与心绪的表达，并未描绘山中人文景观、寺庙建筑。
清中期，栖霞山被乾隆皇帝誉为“金陵第一明秀山”。1751年至1757年，拨帑于山之西麓兴建栖霞山行宫，耗时六年才全面完成，为乾隆南巡最大的行宫，极尽富丽。自此，乾隆历次南巡，均驻跸于此，并四处游赏，先后留下一百多篇诗文、五十多件匾额及对联，他将山中古迹和各处美景赐名为“栖霞十景”，即董诰册中所绘。
在董诰此册之前，随驾南巡的“词臣”书画家钱维城也曾奉敕创作栖霞山主题的作品，如《栖霞山全图》卷10、《栖霞山全图》轴11，但钱氏注重全山的总体描绘,对于御题十景,除“栖霞寺”能明确辨别外，其余则多以意为之，并不具写实性。另有《石渠》著录钱维城《栖霞山图》册12依次绘“栖霞山、玉冠峰、紫峰阁、春雨山房、太古堂、玲峰池、万松山房、德云庵、叠浪崖、九株松、幽居庵、最高峰”凡十二开，是1757年南巡回京后依照御制诗意应命而作，所绘多为行宫内及附近各景，虽与“栖霞十景”有重合处，但因此册已佚，故无从与董诰画册比对、互证。另外，经历清末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军的毁坏，栖霞诸景地面建筑现多已不存，只余摩崖、颓垣隐没于榛莽间。遥想当时辉煌景象，令人唏嘘嗟叹之余，也更可体会到董诰此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第一开“栖霞山”，包含栖霞寺及栖霞山主峰全貌。栖霞山居中屹立高耸，龙山与虎山分别左右，拱卫两侧，北倚浩浩长江，映带山光，山间楼宇，则是佛学“三论宗”祖庭、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古栖霞寺。
第二开“玲峰池”。这是乾隆行宫的最高点，栖霞中峰山脊，孤亭高耸特出，遥对石梁，于群山万壑中，突见一泓清池，湛然与天光相映，令人顿感心地澄澈 。因此，吸引乾隆“一再舍舆而步陟”，频频登临，骋怀味道。
第三开“紫峰阁”。所谓紫峰，指的是“紫盆峰”，在栖霞中峰山麓有一巨峰，突起状如利锥，又如盆立案上，其色深紫，上建石塔。每当暮色斜阳或雨霁初晴，可见霞横岭半，乱云争渡之美。又明僧绍之子仲璋，依山刻大佛像，对面建紫峰阁,危耸入云。顺治五年（1648年）高僧大德、也是画僧髡残之师觉浪道盛主持修建栖霞寺，并曾登紫峰阁说法。
第四开“万松山房”。据《金陵胜迹志》记载，万松山房在栖霞山中峰半山、幽居庵之南，是乾隆于行宫中读书、静思之所。“山固多松，此尤纛蔚，山风过处，谡谡如万壑鸣涛，中有杰阁崇台，掩映苍翠，最为幽盛”。图中所绘山林松柏丛生于岩巅涧底，松风合鸣，翠色照人心目，幽韵与清流相和，令人顿有俯仰天地之大，叹浮生之一瞬的感怀。
第五开“天开岩”，在栖霞山中峰之右有两崖矗立，中有石隙一线，如巨灵斧劈刀削而成，故名以天开。中唐刘长卿“泉流通石径，片云生断壁”即咏此景。宋代文人张瓌（字唐公）曾在此岩下隐居读书，故此岩又称“唐公岩”13。崖旁旧有石壁轩，用于保护摩崖上宋人题记，应是董诰图中右侧紧靠石壁的一组建筑，今轩已不存，宋人及乾隆帝的摩崖题记、题诗大多也模糊难辨。
第六开“幽居庵”，在栖霞中峰与西峰间山坳中，“万松山房”之北。其间雅室数楹，竹树环绕，坡前乱石如层云堆浪，阶下流泉泠泠，环境幽独，恬静出尘。在此景区摩崖石刻中，还保留有乾隆帝御制《再题幽居庵》诗，真切地描写了仲春时节的幽居庵：“金陵返跸驻栖霞，西峪幽居清且嘉。窄路入从云片石，阑春落半锦堆花”。笔者注意到，乾隆所有御题“栖霞十景”的诗逾百首，但均未及栖霞之秋，盖因历次南巡皆为春季，无缘得见红枫满山，璀璨若霞的美景。
第七开“叠浪崖”又称“迭浪岩”，栖霞中峰下的“天开岩”与栖霞古寺之间，其南坡的一片青灰色岩石，在松桧交荫间乱石㟏岈，苍黑其色，呈现出海涛起伏，波澜万叠，翻涌之态，十分奇特。崖下有“见山楼”与回廊，松竹环碧，乃西峰风景最胜处。
第八开 “珍珠泉”亦名“真珠泉”，坐落于栖霞山中峰，栖霞古寺之北。四周山石缝隙中山泉汇聚于此，高台下幽篁扶疏，林木静寂，一汪清泉水珠翻涌，如万斛珍珠泄落。因山中矿产丰富，水中含有碳酸物质，遇游人喧哗或投石入水，则水面泛起水花，吐如明珠，故得名。乾隆时，此泉久已壅塞，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之疏浚，始复旧观，故画上御题诗有“剔疏犹忆尹家曾”之句。
第九开 “彩虹明镜”，即“明镜湖”，水面宽阔，波平如镜，广约二十亩，位于栖霞山大门之西。湖上架曲桥，取《阿旁宫赋》“长桥卧波，不霁何虹”之意名曰“彩虹桥”，与“明镜湖”一样皆为乾隆帝赐名。
第十开“德云庵”，庵在栖霞西峰之麓，幽篁绕屋，乔松清荫。据《摄山志》载：德云庵“奇石玲珑，万窍穿溜，雨后涧水悬瀑而下，屈曲环流于庵外”14，清响泠泠，自成丝竹之音。这是“栖霞十景”中位置最西的景观，“德云”之名一因佛德仁厚，如云广布，一因栖霞西峰近临长江，水气丰沛，云深雾重，意在况景。
栖霞之胜虽闻名已久，但历代各有显晦，即使在乾隆初期的某些方志中如《江宁新志》15，除县治、学校、城郭外，图说江宁名胜“石头古渡”“牛首凌云”等十二景，并无栖霞山图，说明至少在此书刊行之际，栖霞之胜并不为作者袁枚所重视，何况袁枚本就居住在江宁。所以，乾隆行宫建设和屡屡游赏、御题诗文等活动，确实使栖霞引起了文人群体的好奇与关注：“今士大夫每过江表，必诣栖霞作竟日游览，非仅禅家登讲坛、挥麈尾，仅传栖诵芳躅而已。”16说明乾隆南巡活动和御赐“栖霞十景”，为提升栖霞山的知名度和旅游价值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三. 纪实与拟古】
董诰1775年画此册前，已有两江总督高晋等所修《钦定南巡盛典》（下简称“盛典”）刊布，其中河防、阅武、名胜三部分附有插图，全书于乾隆37年（1772）刻成并进呈御览。那董诰肯定看过其中插图，因为书中还有他和阿桂、和珅等人奉命作的题跋17。既如此，董册中所绘是否会源于“盛典”中插图呢？
其实，在董诰之前，还有一部《摄山志》（下简称“山志”），系寓居南京的诗人、袁枚弟子陈毅（？—1784尚在）所著，“山志”中插图就源于“盛典”：“山有图，旧只一章，今屡邀宸翰品题，具载《南巡盛典》，谨依式分绘各图，兹附图说，俾一展读间，曾历者若置身岩壑，未到者亦神游山间。”18陈氏所说“旧只一章”，应是指是前人所修《上元县志》19《栖霞寺志》20等文献中的“栖霞山”或“栖霞寺”的插图，在“盛典”之前，并无“十景”之谓及其他九景之图。“依式绘图”则是指书中各图均摹自“盛典”中附图。由此可知“山志”中图像均来自对“盛典”的临摹。但即便是同样题材，或图像出于临摹，但排列顺序却各不相同。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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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三本顺序差异的根本原因大概在于作者的游览顺序和文字叙述顺序不同。逐开细读董诰《栖霞十景图》册所绘，多是栖霞山主峰下两麓之间及由主峰迤东向乾隆栖霞行宫的周遭景物，其游览路线应是由金陵到达山下后，直接进入栖霞寺山门，进而由主峰步至东峰诸景，之后出栖霞寺山门外，观彩虹明镜、最后到西峰间德云庵结束。其与“盛典”中附图的差异，是先游览西峰下彩虹明镜、德云庵二景再入栖霞寺山门，还是直入山门，出来后再观西峰二景造成的。其余各景顺序略有参差，但无关大局布置。
再看三本的构图与画法，“盛典”多采用全景式构图，山石表现则具有“娄东派”师法王蒙山水构图繁复、勾皴细密的特点，加之插图经过刻版，其用笔略显瘦硬尖劲，各景中建筑多以“界画”呈现，具有职业画家等等显著特点；同是版画的“山志”，在临摹“盛典”版画时，在树石背景及建筑布局皆努力还原，亦步亦趋，无甚乖漏，但刻版者显然比“盛典”刻工技艺逊色，在山体结构、枝叶穿插等细节的刻画上远逊“盛典”，时见线条琐碎或层次模棱、错乱。
董册各开，虽然在构图、取景角度、山路走向、墙垣范围、建筑布局、山峰与建筑的空间关系等，大多不离“盛典”样式，可以说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作品的写实性，但绝非如“山志”本那样简单、直接的摹自“盛典”，亦非“盛典”那般完全囿于“图说”式的呈现实景。因为各开构图可见作者实地观察写生与取舍，如“盛典”诸图中，山间植物以松、竹为主，偶见矮小灌木，董册第一开即描写自己在秋天入山所见苍松翠柏间红枫黄栌，霜林尽染的美景，图中不仅突出了栖霞超迈诸山的宏伟气势，也透露出董诰确实曾亲临其地游赏、写生，并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
此外，董诰巧妙地运用近景构图和笔墨的虚实变化，避免全景式图像中忽略细节、面面俱到而无法突出主题的弊病，以写意法在各图中集中呈现该景区的主要建筑，次要建筑则以树石、云雾、大面积留白或采用对角线式构图，通过一带斜上的石垣，将观者思绪引向更高远处。如他将第四开“万松山房”成组建筑的东半部及围墙隐去，以松林、丛篁掩盖，远景以淡墨、淡花青点染数峰远山，避免了书籍附图中刻意展示建筑院落层次的单调刻板，加强了景物纵深感。图中各开或诸峰环列，云岚缥缈，亭池精巧，静谧出尘；或庵堂隐于山坳，回廊起伏，竹树四合，别具幽靓之致；或曲渚一泓，松湍流韵，乔林深荫，令观者悠然忘机。
如果一定要苛求画家在写实方面的缺点，大概有两处，即第三开“紫峰阁”图，由于作者用大面积留白和云雾省略了印版插图中附属建筑和周围背景的描写，力图突出紫峰和山阁主题，但因减省过多，造成建筑与树石之间穿插、衔接不自然。第七开“叠浪崖”图较为突出，此景由于造山运动引起的山石扭曲、错落如浪涛翻腾，版画插图中以近于荆关画法来表现，非常传神，但董诰画中则惯于使用圆秀的“披麻皴”，故与石崖层叠的真实原貌产生了较大差别，体现出作者对“古意”和烂熟于心的个人风格的执念。
董诰此册，大体呈现出“娄东派”后学的特点，从树石画法，可见王原祁、张宗苍等人画山体结构坚实，擅长反复皴染，追求苍浑朴厚的用笔特点。与董诰传世的、师法“文派”细秀小青绿设色山水的作品，如《墨庄揽胜图》册、《归余纪典图》册，风格不同，而近似于用笔更粗放的《春山晴翠图》扇、《幽岩放棹图》轴21，其皴擦点染略有沈周笔致，与前述钱维城作品相比，董诰并不拘泥于“词臣”画家普遍追求的精整绚丽的风格，而更具率意抒写的趣味。此时正值董诰三十六岁，册中展现了其中年山水的典型风格。每开乾隆盛年亲笔双题亦自然潇洒，神采焕然，君臣诗情、画意相互辉映，可称合璧双美。
【四. 董诰其人】
董诰（1740—1818），字雅伦，号蔗林、柘林、味菘，富阳（今浙江杭州富阳）人。他是清中期著名“词臣”书画家董邦达的长子，出生时，其父已是接近半百的四十五岁高龄，因此，对其倍加珍爱，不忍督策，但董诰自幼颖异，从学于董邦达门下的湖州人戴文灯，学问日进。乾隆二十八年（1763），董诰殿试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为大臣之子，改置二甲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1766年）散馆授编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简选“词臣”，入直南书房，三年后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后因德才卓越，得到乾隆帝的深切眷注，历任工部、户部、吏部、刑部侍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军机大臣，次年获西直门内赐第，赏紫禁城骑马。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擢升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并因平定台湾、廓尔喀之役位列功臣，蒙恩图像于紫光阁。
在乾隆中、后期的资深大臣中，刘墉遇事模棱圆滑，彭元瑞行为不检，纪昀博学而不明理，只有董诰以儒雅搢绅久任枢廷，于私他为人敬慎谦和，孝友至诚，乐善好施。于公他对于朝政指陈得失，必洞见利弊，恪勤精谨，尽心尽诚22；乾隆末年，和珅擅权，排除异己，但董诰始终清正自持，毫不趋附。嘉庆即位后，董诰在歼除奸宄、革除弊端诸事中辅弼有方，处置得当。他在军机处四十余年，深得两朝皇帝与同僚的器重与信赖。据其门生、礼部侍郎姚文田（1758—1827）记载，嘉庆二月，董诰丁母邴太夫人忧，徒步扶榇归里。时值川楚用兵，乾隆帝每见诸大臣，数次询问董诰何时可来？大臣们以书告之，董诰念及身为肱骨大臣，当国家忧患之际，怎可偷息田里？遂毅然奔赴。此其识大体、明大义之一例23。
董诰学问优长，熟谙掌故，才能全面，在清中期宫廷文化方面贡献突出，如他曾经担任武英殿总裁、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充国史三通馆协修等职，奉命编辑《满洲源流考》《三通》《皇朝礼器图》《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及纂修《全唐诗》、监修《高宗仁纯皇帝实录》《高宗御制诗文集》《皇清文颖续编》《授衣广训》《军器则例》等，这些文化、艺术典籍的修撰，为乾隆帝“文治武功”增添了不少亮色，也使董诰不但在政坛的影响力方面远超乃父，更成为乾隆末至嘉庆早期“词臣”群体的领袖人物。
董诰宣力禁垣近四十载，襄赞枢廷，综理部务，虽甚获帝心，屡蒙奖掖，但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和繁重的工作，使他身心俱疲。中年后他罹患痰疾，每到冬季其胸痛气壅，不时举发，痛苦难当，有时甚至无法进食、举步24。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上疏以年老乞休，命以太保大学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同年十月，董诰病剧而卒，享年七十九岁。嘉庆帝亲临邸第，奠醊恸哭，赐谥“文恭”并御制哀诗，命刻立于墓侧，诗中“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之句，表达了嘉庆帝对董氏父子的人品、学识的高度赞誉。可以说是董氏父子受两朝恩遇之隆，罕有伦匹。
董诰通过传统文人的科举正途成为肱骨重臣，国家栋梁，地位远超乃父，但在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其书法宗“二王”，兼及苏轼、米芾、赵孟頫等宋元诸家，结体宽博匀称，风格典雅端庄，宛若其人，是“馆阁体”典型和代表风格。其书风受到乾隆的喜爱，并在乾隆暮年奉命代笔。在绘画上，董诰在承续家法并上溯宋元诸名家，尤以师法黄公望、王蒙、沈周面貌者为精，受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士大夫的推重，是继董邦达、钱维城之后影响较大的“词臣”书画家。其书画作品被《石渠》著录的有79件（套），绘画涵盖了山水、竹石花卉、人物故事等各类题材，其中尤以山水画最引人瞩目。
作为“词臣”、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董诰不仅能 “日近天颜”，使自己书画方面的才能受到皇帝的了解和钟爱，宫廷生活和扈从出巡等，也为其书画艺术的精进提供了最佳的学习条件。在编纂《石渠续编》的工作中，获得了一般文人画家梦寐难求的对宫廷庋藏书画的大量鉴别、整理、著录的机会，饱览历代名迹，开阔了眼界，同时，董诰也有更多机会获得御赐的内府名画，如他参加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华宫茶宴联句时获赐文徵明《古木竹石图》25，对内府藏画的研读和收藏都为其画艺精进提供了可能。
毫不夸张地说，董邦达、董诰父子的一生的多数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乾、嘉两代皇帝，其存世书画大多与《栖霞十景图》册一样，是“进呈御览”或“奉敕恭绘”的“臣”字款作品，用于友朋交游的“文人墨戏”式的创作数量极少。所以，研究这类作品，成为解析其书画的风格演变、文人内涵，厘清清代“词臣”书画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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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出版：清•胡敬辑： 《国朝院画录》卷上，《历代书画录辑刊》（第一册），第41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拍卖场次 : 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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