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晚期 黃花梨箭腿四柱架子床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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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HKD：12,000,000-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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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拍卖会 : 中國嘉德香港2022秋季十週年慶典拍賣會
年代 : 明晚期
尺寸 : 207×111×190 cm. (81 1/2×43 3/4×74 3/4 in.)
: 此为不带门围子的四柱床，三面围子均安曲尺纹，疏朗通透，节奏和谐，横竖材的沿边锼刻线条，工艺考究。挂檐以榫卯与角柱、床顶接合，绦环板内锼挖线条平直的海棠纹透光，沿边起线，清爽简洁。四角支以下端出榫纳入床沿的门柱，门柱沿边亦锼刻线条，可见此床的製作工艺十分重视统一性。
床面格角攒边装软屉，边抹平直，无束腰，犹如四面平式，牙、脚壸门式，沿边阳线流畅有力。四腿方材，挖缺箭腿式。
整器黄花梨製，纹理清晰美观，色泽红润，包浆自然。其结构简洁，不施雕饰，但四面皆为看面，外观清丽雅致，格外赏心悦目。
此架子床最大的特点在於腿足的设计，在几十公分的高度内，曲线大开大合，热烈奔放，夸张而不失法度，与大弧度的壸门牙板形成完美的契合，是黄花梨造型艺术的完美之作。

四合如屋 王所居之
———试论四柱架子床
文/谭向东
“如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帐也”
——《类书集成》第三百七十六卷
中国古代卧具中，床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而宽泛。无论大小高矮，只要上有面板横陈，下有腿足支撑，都可以称为床。它可以用来坐卧，也可以置物。比如坐具“胡床”、“绳床”，吃饭喝茶用的“食床”、“茶床”，带底座的桌案叫做“牙床”，放置笔墨用的“墨床”，停放尸体的“苓床”等等。本文讨论的范围，仅指作为卧具的床。
都可以作为卧具使用的包括架子床和罗汉床，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在於床体的高度以及是否有“承尘”。众所周知罗汉床是由榻和屏风逐渐结合演变而来，同样的道理，架子床则是带有承尘的帷帐，与床榻结合使用的结果。
最新的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最早的架子床，出现於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2018年夏季，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成果展上，首次展出了成都商业街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王族船棺葬出土的漆床。这件漆床长约327、宽约143厘米。从考古人员历时8年修复的结果来看，这张巨大的漆床，带有坡顶的承尘。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乘蜀国与巴国、苴国交战之际，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由此推测，这张漆床的年代，可能不晚於包山楚墓二号大墓出土的折叠床。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该床的床柱与起到辅助作用的落地立柱，都处於床体四角，可算作最早的四柱架子床。
先秦时代的室内布置，家具简质，却极有灵活布置之便，也因此而临时性的设施为多，支撑室内陈设的，下为几与席与床；上为幄，帟，幕，帐；中为扆（注：扬之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2期）。足见那时幄帐是常用的设施，流行至两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一套铜帐构。虽然木製帐架和纤维帐幕已朽毁，但经过复原发现，这是一种是四阿式顶长方形幄帐。
这种帐，用来垂挂帷幕，以分割空间并保持私密。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关於幄帐帷幔的记述，内容详实。
1971年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壁画，右侧室南壁壁画，绘於熹平五年。画中墓主人头戴黑冠身穿红袍，端坐帐中。壁画中的帐，与河北满城出土的帐如出一辙。
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墓前室东壁，彩绘夫妇并坐图。男性墓主人端坐於帷帐内，身旁绘曲足几案。
两幅壁画底部虽然都漫漶不清，但可以想见墓主人均坐於床榻之上。
东汉晚期的河南洛阳朱村壁画墓，主室北壁西部绘墓主夫妇并坐图。帷帐之中的坐榻清晰可见，榻前置一几，主人旁边立男女侍者四人。
这种床榻和帷帐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广泛。
1957年辽宁省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年代在汉魏之际。墓内右小室右壁彩绘饮宴图，正中帷幄之内，一男一女分坐於方榻之上，榻间置一长几。
山西大同垃圾电厂北魏墓群9号墓，墓室北壁绘宴饮图，画面中部帷帐内端坐着男性墓主人。身後屏风露出二侍女，两侧各有侍者，面对食案及侍从。
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墓室北壁的夫妻并坐图绘於北齐武平二年。正中的帷帐内，男女墓主人手持漆杯并坐於榻上，面前摆放食案。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北齐墓室北壁，绘主人并坐图，三位女性并坐於帷帐内，身後排列屏风。
及至隋唐，这种帷帐与榻的紧密结合展现的更为清晰。
山东省嘉祥县英山徐敏行墓出土壁画，宴享行乐图绘於隋开皇四年，描写了墓主人徐敏行夫妇生前宴饮场景。画中绛色帷帐开启，悬垂於榻两旁，夫妇二人正襟端坐於木榻上，面前摆满果蔬食品，背後设一山水屏风。
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等，多绘有维摩诘像，我们可以通过多幅维摩诘像，管窥帷帐与床榻的结合。
敦煌203窟正龛南侧的维摩诘像，绘於初唐。维摩诘坐於宝帐床榻上，凭几探身，手挥塵尾，目视文殊。画中可见榻与帐没有固定在一起。
同样绘於初唐时期的220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像，已可见帷帐立柱位於榻角。
敦煌335窟北壁，初唐维摩诘经变图中的白色帐柱，立於榻上四角，显见此时帷帐已经移位於木榻之上。
另一幅知名的维摩诘像绘於盛唐，位於敦煌103窟东壁门南侧。居士高踞於床帐之内，凭几而坐，前置熏炉，後置屏风。宝帐的立柱与榻的颜色分明，可知立柱与榻分体而设。
159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绘於中唐。而第9窟北壁的维摩诘，则绘於晚唐。
时间推移至五代，位於敦煌第98窟的维摩诘所坐床帐，较清楚的揭示了帐与床的结构关系。帷帐的立柱带有柱础，着地而立。立柱与床榻之间，用绳索困扎，以这样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了架子床的雏形。
而在敦煌第012窟，我们有了新的发现。该窟始建於晚唐咸通十年，重修於五代。维摩诘像位於主室东壁，画面线条清晰可辨，色彩艳丽如新。
维摩诘所坐床帐结构清楚无疑的表现出来。此时，帐柱与木榻的四角立柱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与现在的架子床形式几无差异。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帐与床结合为架子床的演变过程，相信这一时期，佛教世界之外的民间起居中，架子床已经开始融入生活。这一点，在五代（或为南宋）《韩熙载夜宴图》中得到印证。
全图中两处出现挂有帷幔的架子床，床围板绘有山水。两张床的幔帐全部打开，用丝带系结於两侧。从帷幔悬垂的位置与枕头的关系可以看出，两张床均为四柱架子床。明代唐寅摹韩熙载夜宴图中，忠实的展现了原作的细节。幔帐仅仅的裹住立柱系结，也证明了所绘为四柱架子床。
北宋时期的壁画中，也有架子床的描绘。1996年福建省尤溪县城关第一中学二号墓，出土壁画中画出床榻图两幅。壁画位於墓室西壁，最上方悬挂一圆铜镜，铜镜下方绘一幅床帏幔帐，幔帐被丝带系於两侧。系结的位置并非裹住床柱，而是稍向内侧悬空，露出的部分未见床柱，可见该幅画所绘亦为四柱架子床。
由此可见，四柱架子床至晚於北宋即已出现，并融入百姓生活。
从广泛收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所见均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帐床（佛画中的宝帐）。值得一提的是，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该图有两个版本，一为大英博物馆所藏，据传为唐代摹本，具体到唐代哪个时期，有待查证。另一为故宫博物馆藏，标注为宋代摹本。
两版女史箴图，内容一致。其中第五段画一张悬挂有帷慢的床，床前有几。一女史侧坐床内，一只胳膊搭在围板上，面容严肃。一个男子坐床边栅足几上，鞋尚未穿好，回头看着女史。这是意在说明“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如果其言不善，尽管是夫妻，也要造成“同袁以疑”。
画面中床榻与幔帐的结构非常清楚，与敦煌第98窟的维摩诘所坐床帐相似。不同的是该床设围屏，床正面亦设曲屏，曲屏可以象屋门一样打开。但可以看出曲屏折处并无立柱，因此该床也是四柱式。
从广泛收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到此时所见均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帐床（佛画中的宝帐）。而目前常见的六柱架子床尚未出现。甚至到了明中期，亦未见六柱床的影像。明代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张海，葬於明弘治十一年。其墓葬出土整套锡製家具明器，架子床明器为四柱式。
嘉靖年间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所绘清明上河图中，木作坊内打製完工的四柱架子床赫然在目。
直至明晚期，鲁班经匠家镜中才出现六柱架子床以及拔步床。
据此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四柱架子床的出现，远早於六柱架子床。这也符合由简至繁，由易到难的客观发展规律。
另有一张架子床，曾经於2003年及2010年，分别上拍於纽约佳士得及纽约苏富比，并曾著录於《ASIAN FURNITURE》一书第159页。该床历次著录均标注为虎皮枫木或龙眼木。
笔者查阅《明清紫黄家具存世量报告》，所见紫黄四柱架子床共计11张。比较知名的四柱架子床，如艾克《花梨图考》件25号；纽约佳士得1998年9月16日的黄花梨剑腿四柱架子床，即本次这件拍品。

来源：纽约佳士得1998年9月16日，编号81；
亚洲私人收藏；
香港苏富比，2015年4月5日，第2867号。

参阅：古斯塔夫·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图版25，北京法文图书馆，1944年，第36页。
拍卖场次 : 觀華-古典家具及工藝品
拍卖时间 : 2022-10-09 16:00:00
拍卖地点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FG展廳

lo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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